AI导读:

  3月下旬财政部发布《关于2026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说明》(下称《说明》)显示,2025年,中央企业(非金融)收益收取比例迎来了历史最大幅度一次性上调,呈现“五档并四档、比例全面提高”的鲜明特征,并将在2026年继续执行

  3月下旬财政部发布《关于2026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说明》(下称《说明》)显示,2025年,中央企业(非金融)收益收取比例迎来了历史最大幅度一次性上调,呈现“五档并四档、比例全面提高”的鲜明特征,并将在2026年继续执行。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随着央企集团收益上交压力显著加大,政策效应将由集团公司层面向旗下控股企业逐级传导,抬升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分红比例,资源垄断与成熟现金流板块分红弹性凸显。从支出看,国资预算支出呈现“民生优先、社保为重”的核心特征。

  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分红比例将系统性抬升

  根据《说明》,最新调整后国有资本预算收入呈现“五档并四档、比例全面提高”的鲜明特征。2026年将烟草与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等资源型企业合并为第一类,统一执行35%。一般竞争型企业从15%跃升至30%;军工等公益性企业适度上调,从10%提升至20%,增幅均翻倍。

  “这是自2007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建立以来最大幅度的一次性上调。”西南财经大学教授丁少群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中泰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徐驰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提高,意味着国家作为出资人对中央企业集团利润留存和现金上缴的约束进一步增强,集团层面的资金平衡压力上升。

  “对于不少资产证券化程度较高的中央企业而言,核心主业资产、利润和经营性现金流较大程度集中于旗下控股上市平台,集团母公司本身更多承担资本运营和股权管理职能,因此当国有资本收益上缴要求提高时,集团通常会对核心子企业尤其是上市平台提出更高的利润分配和现金回流要求。”徐驰表示。

  他进一步指出,在现行监管框架下,控股股东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关联往来等方式从上市公司抽取资金受到严格限制,现金分红就成为集团从上市公司获取现金回流最规范、最透明、也最具可持续性的主要途径之一。正因如此,这一压力往往会由集团公司层面向旗下控股企业逐级传导,具体体现为集团推动控股上市公司提高现金分红水平与分红比例,以满足自身更高的现金回流需求。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研究员吴刚梁也指出,当前央企主要利润约80%来源于上市公司,央企集团需要统筹旗下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以满足财政部对利润上缴比例的要求,提高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将更加促使中央企业要求上市公司上缴更多现金红利,进而改变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丁少群认为,根据《2026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表》,2026年国有控股公司股息红利收入93.99亿元,比上年的49.25亿元几乎翻倍(+90.8%),这确实意味着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分红比例可能系统性上调。作为国有全资企业利润上缴的“补充渠道”,控股企业分红成为新的增收来源。在提高全资企业上缴比例的同时,通过强化控股企业分红管理,形成全资企业保基数、控股企业扩增量的国资收益双轮驱动。

  综合多地财政部门的公开信息来看,实施上调比例的调整发生在2025年下半年,如财政部安徽监管局表示,在2025年底,按照财政部对收益收取比例调整的有关规定,对国有资本收益进行了重新测算与收缴。这也意味着,传导效应大概率将在2026年有所体现。

  资源垄断与成熟现金流板块分红弹性凸显

  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从行业分布来看,上缴比例上调对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影响明显分化。

  徐驰认为,分红比例上调更可能首先出现在现金流稳定、盈利模式成熟、资本开支压力相对可控,且集团持股较为集中的央企行业。

  具体而言,通信运营、油气煤炭公用事业、交通基础设施等板块通常具备较强的经营性现金流创造能力和较成熟的利润分配基础,上市平台往往也是集团利润实现和现金回流的重要载体,因此更容易承接集团层面的利润上缴压力,并通过提高现金分红水平和分红比例的方式实现资金回流。

  相较之下,军工装备、高端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仍处于高投入扩张阶段的部分平台,由于承担研发投入、产能建设或重大资本开支任务较重,利润留存和再投资需求更强,分红比例受上调的空间相对有限。

  中信证券研究团队也认为,石油石化电力煤炭等预算增量显著的行业,以及有色采掘、建材等政策边际变化大的领域,分红提升空间明确;而军工装备、高端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因资本开支与研发投入较重,分红上调空间相对有限。

  超六成调入公共预算凸显全民共享属性

  与分红端调整相呼应,2026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呈现“民生优先、社保为重”的核心特征。

  丁少群用一句话概括:“预算统筹民生导向凸显,社保领域投入优先级提升。”2026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规模达2500亿元,调入比例高达67%,创历年新高。

  本次调整严格限定调入资金的使用方向。丁少群表示,支出优先保障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补充、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大病保险兜底、长期护理保险试点、低保及特困人员救助等核心社保民生领域,真正体现“取之于全民、用之于全民”的分配目标。

  丁少群认为,本次国有资本收益预算调整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将使得社保基金可持续性显著改善,财政兜底能力提升,多层次保障格局优化。总体来看,本次国有资本收益预算调整,标志着我国从主要依赖代际缴费向国有资本全民反哺的社保筹资模式转型。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