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投资在我们的创新体系里非常重要，这两年很多商务楼租不出去有很多原因，重要的一点是天使投资少了，创业活动也随之减少。”10月16日，浙江华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下称华睿投资）董事长宗佩民在“2025杭州科创嘉年华”活动上发表上述观点。天使投资活跃度直接影响创业生态，当前国内创业环境正面临天使投资不足的挑战。

　　华睿投资创立于2002年，是浙江最早发起设立私募基金的机构，管理股权投资基金50余支，资本规模超过150亿，投资项目超过250项，行业排名多年名列全省前10、全国前50。浙富股份、水晶光电、英飞特电子、财通证券、和元生物等30余家华睿投资所投资企业已实现IPO，展现了私募基金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

　　宗佩民称，浙江民间拥有天使投资的基因，这也是浙江创业者层出不穷的原因。“在农村，如果有人要创业，兄弟姐妹都会一起投钱。温州更厉害，村里有人创业，马上一个村里上百万就筹集好了。”他提及。民间资本曾是天使投资的主力军，但近年来结构发生显著变化。

　　根据宗佩民提供的数据，十年前的国内天使投资基金中，99%的资金来自于民间，现在来自于民间资本的资金不到10%，有90%来自于政府。这种资金来源的转变，正在重塑天使投资的运作模式。

　　在宗佩民看来，政府投资机构不是严格意义的天使投资机构，政府对于所投资金承担相应责任，因此其天使投资协议里必须包含企业未如期上市或业绩未达标的违约条款，这类投资更多是带有上百页附加条款的机构投资。政策导向与市场机制需要更好平衡。

　　“创业成功了大家一起分享成果，创业失败了，创业者承担责任。”宗佩民总结称。这种责任分配机制，反映了天使投资的风险共担特性。

　　他预测，很多创业者将面临因为国有资本管理体系带来的法律诉讼问题，这种迹象最近两年已经开始显现，例如深创投大规模起诉在约定期限没有上市的被投初创企业。诉讼潮折射出国有资本参与风险投资的制度困境。

　　深创投是以风险投资（创业投资）为核心的国有综合性投资集团，累计管理各类资产总规模超5100亿元。根据科创板日报去年7月的报道，近一年来，深创投累计发布了30余起诉讼法律服务采购相关的公告，其中大多数与深创投的被投企业触发回购条款有关。这暴露出国有资本风险投资的制度性矛盾。

　　界面新闻也注意到，对于国资基金在风险投资中的责任要求正处于调整阶段。今年2月，广州开发区明确，国资基金的种子轮直投、天使轮直投，单项目最高允许出现100%亏损。这是国资基金首次允许出现100%亏损，具有制度突破意义。

　　深圳南山区、福田区、武汉此后亦提出类似规定，其他地区的容亏率则多设置在50%-80%区间。容亏机制的建立，为天使投资创造了更宽松的环境。

　　在宗佩民看来，天使投资是资本中的另类，其目的并不全是通过投资牟利，它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让更多人创业致富，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慈善行为。“投成了一起喝酒，投资失败了就化作春泥护花。”宗佩民认为。这种理念凸显了天使投资的社会价值。

　　天使投资是向初创企业提供的第一笔重要外部资金，被认为与科研成果、创业者构成创新闭环。当前创新生态的完善，亟需天使投资的重新活跃。

　　宗佩民称，目前国内不缺乏科研成果和创业者，现在缺少的是天使投资，如果这种情况不能改变，创业的主体将会明显减少，这将是非常严峻的问题。天使投资的萎缩正在制约创新发展。

　　在他看来，让天使投资重新活跃起来是非常紧迫的课题，国内政府部门对天使投资的认知和支持还有待提升。“从全球看，美国、以色列、新加坡对天使投资都很宽容，很鼓励。”宗佩民提及。国际经验值得国内借鉴学习。

（文章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