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取消出租车司机户籍限制,政策“松绑”后何去何从?
AI导读:
多地取消出租车司机户籍限制,引发本地与外地司机不同反响。专家称放开有必要性且条件已备,建议加强监管与服务。政策调整旨在促进就业流动,维护市场稳定,并保障外地司机权益。
多地取消出租车司机户籍限制,“松绑”的下一步是什么?
专家建议,加强监管、做好服务,保障外地司机在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权益,推动就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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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取消出租车司机户籍限制,这一政策调整具有必要性,且已具备相应条件。专家指出,本地司机担忧收入受影响,而外地司机则期盼更多城市跟进。放开后,各地应持续评估政策效果,维护市场稳定,并保障外地司机在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权益,促进就业流动。
长期以来,很多地方在出租车管理条例中规定,驾驶员应当具有本市户籍。但记者发现,这一“硬杠杠”正在被打破。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消息,目前,已有昆明、上海、大连等14个地方的人大常委会对出租汽车管理条例进行修订,取消了出租车司机的户籍限制,体现了就业政策的新趋势。
那么,此前多地限制出租车司机户籍是出于什么考虑?政策“松绑”将分别给本地司机、外地司机带来哪些影响?户籍限制放开的下一步是什么?记者由此展开了采访,探索政策背后的深层意义。
取消户籍限制成为趋势
老家在黑龙江的林师傅几年前到大连闯荡,进入了出租车行业。他告诉记者,自己刚入行时,由于户籍不符合要求,只能给本地司机“开夜班”。直到大连取消了出租车司机的户籍限制,林师傅也凑够了钱,终于拥有了自己的车,“现在,我的收入提高了,生活更有奔头了,对这座海滨城市的归属感也更强了”,这一变化彰显了政策调整的积极影响。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郑翔对记者表示,当前,出租车市场的竞争已经比较充分,取消出租车司机户籍限制是大势所趋,反映了市场发展的需求。
郑翔分析称,限制司机户籍有其历史原因。其一,此举有助于简化驾驶员背景审查流程,便于市场管理。其二,本地户籍司机对城市道路、交通规则更为熟悉,运营效率更高,交通问题和乘客投诉可能会更少。其三,出租车行业具有一定的就业容纳能力,地方政府希望优先保障本地劳动力的就业机会,缓解本地就业压力,但政策调整正逐步改变这一局面。
“随着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放开户籍限制有必要性,且已具备相应条件。”郑翔解释道,如今,城市对出租车的需求不断增长,但本地符合条件的司机数量有限,放开户籍限制可以增加市场供给,满足市民的出行需求。此外,互联网导航、打车软件和智能终端的普及,让外地司机完全可以在技术辅助下完成本地客运工作,而GPS定位系统、行车记录仪等设备的应用,也让相关部门可以实时监控车辆运营状态和行驶轨迹,曾经的障碍不复存在,为政策调整提供了技术支撑。
对本地和外地司机影响不一
户籍政策有“松绑”的趋势,出租车司机怎么看?作为本地司机,山西大同的李师傅产生了危机感,“不少外地司机工作很拼,有时吃住都在车里,到时候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收入,不过也会倒逼本地司机提升服务水平。”这一观点反映了政策调整对司机群体的实际影响。
据了解,2023年,辽宁省大连市人大常委会对当地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进行修改,取消了对驾驶员户籍和居住证的限制。大连本地出租车司机张师傅告诉记者,近几年网约车发展迅猛,叠加政策放开的影响,出租车市场竞争越发激烈。为了拓展收入来源,他发挥作为本地人的优势,跟一些酒店开展接送站合作,还为外地乘客提供旅游导览的服务,展现了司机应对政策变化的策略。
谈及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郑翔认为,对本地司机而言,短期来看,其职业稳定性受到一定挑战,但市场扩大和运力充足将吸引更多乘客,外地司机的加入也会促使本地司机的服务向高端化、专业化转型,其长期收益可能增加;对外地司机而言,从此能够合法从事出租车行业,无需再通过“挂靠”等渠道,收入更有保障,职业认同感将增强,但外地司机还需快速熟悉本地路况、方言和乘客需求,这一分析为政策调整提供了全面的视角。
“打破户籍壁垒,能够吸引更多年轻司机,进而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效率,补上凌晨、深夜等时段的运力缺口。”郑翔告诉记者,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明确要求破除就业歧视,促进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放开出租车司机户籍既维护了法律权威,又保障了公民平等就业权,体现了政策调整的法律意义和社会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取消户籍限制有利于打通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两个就业板块,推动“巡网融合”:“在这方面,有的地区进一步对出租车和网约车驾驶员资格实行互认,使其可以在两个板块之间自由流动,更大程度上激发了市场活力。”这一观点揭示了政策调整对行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放开之后,管好和服务好是关键
“从立法分工上看,出租车管理属于地方法规设定的基层治理事项,而非全国统一立法事项。”王天玉认为,下一步,各地人大常委会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推动修订条例,取消出租车司机户籍限制,以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
在郑翔看来,户籍限制取消后,配套措施要跟上。一方面,各地需以“驾驶技能+服务能力+安全意识”为核心构建新准入标准,要求外地司机通过路况考试、参与急救知识培训等,并增设“城市文化与服务规范”专项课程,确保其具备本地运营的能力。同时,设置动态考核体系,对司机进行年度复审,淘汰不合格者。另一方面,建立数据共享平台,打通交通、公安等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实现司机背景核查、违章记录、信用评分的信息互通,为政策调整提供配套支持。
“各地应持续关注并评估政策的落地效果,根据市场变化调整监管策略,动态调控运力,制定合理运价,避免恶性竞争,维护市场的公平稳定。”郑翔说。
“外地司机面临着住房、就医、缴纳社保、子女入学等需求,公共服务层面要做好保障。”王天玉认为,既然户籍差异被抹平,各地应以此为契机,借着平台化、数字化的东风,在公共交通运输行业建立统一的劳动保障政策、公共服务体系,让外来劳动者更有获得感,体现了政策调整的人文关怀。
(文章来源: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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