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高考，本周末没有“苏超”，这让不少人的失落感甚至超过了周四晚上国足输球，提前告别2026年世界杯的遗憾。原本仅限于江苏省内“十三太保（13个设区市）”的球场“内斗”，却意外在全国范围内走红，并带动了大量文旅消费，搅热了赛事经济，堪称“文体搭台，经济唱戏”的典范。

“苏超”的成功引发了其他地区的羡慕，一些地方跃跃欲试，想要复制“苏大强”的成功经验，在本地也举办类似的“某超”或“某赛”。据专家分析，“苏超”之所以成功，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江苏地市经济相对发达且均衡，“十三太保”均位列全国城市GDP80强；二是江苏足球发展水平高，群众基础好；三是江苏深厚的“地域梗”文化为比赛增添了色彩，放大了赛事影响力。

看到这些原因，许多地方感到为难，认为自己不具备这些条件，无法复制“苏超”的成功。但我们也发现，“苏超”的成功还离不开它成功避开了几个“陷阱”。对于其他地方政府来说，虽然有些作业“抄”不来，但避“坑”经验还是可以借鉴的。

第一个陷阱是决策不遵流程，仅凭领导拍脑袋决定。虽然各地贯彻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和科学民主决策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仅凭领导好恶拍脑袋决策、导致决策失误的情况仍时有发生。

例如，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的10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中，就包括江西省抚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原党组书记、主席刘俊福急功近利、不加论证盲目引进项目，造成土地闲置、资金浪费的案例。

相比之下，“苏超”的设想虽由江苏省领导提出，但并非拍脑袋决策。一开始对赛区场地的要求也仅为不低于2000座。据江苏省足球运动协会副主席介绍，去年12月江苏举办的南京和苏州对抗赛反响非常好，于是省领导提出了“苏超”的想法。随后，省政府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研究，共同完善赛事规程，保证了决策的民主性。

可见，“苏超”的成功更是科学民主决策的产物。其他地方如果想举办类似的赛事，应避开领导个人盲目决策的陷阱，坚持科学、民主、审慎决策，并密切跟踪实施效果，适时进行调整。

第二个陷阱是包打天下，政府管得过宽过细。一些政府部门如果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什么都插一手，甚至直接代劳，往往容易出问题。例如上世纪末河南郑州设立的“馒头办”，以及前不久河北三河的招牌“红改绿”事件。

而江苏各级政府在“苏超”上的操作则是简政放权、充分发挥市场创造力的正面例子。政府只负责授权承办单位制定规则、提供硬件设施保障和“围观”群众与媒体造“梗”，赛事爆火后才在招徕和接待球迷、游客方面主动作为。

有人说，“苏超”的成功得益于政府的放权和退后一步，这反而激发了民间智慧和市场活力。当前，国家正在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政府部门应主要负责“搭台”，而不是“唱戏”。政府部门“戏份”越多，市场的“戏份”就越少，观众也会越少。

第三个陷阱是“赚钱”心切，与民争利。江苏省足球运动协会副主席表示，他们办赛的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虽然球票还是要卖，但价格亲民，如5块或10块。尽管部分场次票价被“黄牛”炒高，但官方票价依然不变。

官方数据显示，“苏超”第三轮场均观众已突破1.5万人，后续还有至少65场比赛。如果平均票价增加一二十元，很可能依然好卖。但主办方并未这样做，因为他们明白，以区区几百上千万元球票收入换来了全民狂欢和赛事经济的火热，以及空前的广告效应，这些收益远超过球票收入。

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执政者对待百姓之道分为五等，其中“与民争利”被视为下策。当前，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应克制“赚钱优先”的冲动，不与民争利。经济搞活了，企业、老百姓赚钱了，政府自然能多“赚钱”。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只有越不想“赚钱”，才越能“赚”到钱。有意复制“苏超”成功经验的地方政府，应时刻提醒自己避开上述三大陷阱。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