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7年位居全国“消费第一城”，上海正在直面挑战。

　　今年一季度，上海社消零被重庆反超，相差约146亿元。眼下，差距开始缩小，1—4月，上海市实现社消零总额5355.46亿元，同比下降0.3%；重庆5385.43亿元，同比增长4.4%。消费市场的变化，反映了上海和重庆两地在经济恢复和增长方面的不同表现。

　　前两天，上海印发《上海市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下称《方案》）。这也是继今年最大补贴力度的“五五购物节”之后，上海拿出的一份系统性促消费“打法”，备受各界关注。上海提振消费，旨在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纵观《方案》提出的六大行动，不乏新亮点、新举措。首提“丰富悦己消费”，被认为是上海培育新型消费的一大特色，符合年轻人的消费趋势；多维度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又契合了上海服务消费的旺盛需求和强劲的增长势头。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将进一步提升上海的消费品质和水平。

　　如果说这些措施仍主要聚焦消费本身，那么，更显“反常”的是，“城乡居民增收行动”和“消费能力保障支持行动”被置于促消费的首要位置。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张伯超对此评价，这意味着“上海尊重消费基本规律，明确看到了消费是收入的函数”。

　　而作为全国消费的“领头羊”和“风向标”，上海这一改变背后的原因，也值得再深入探讨。上海在促消费方面的探索和创新，将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有益借鉴。

　　上海并非首个出台新一轮促消费政策的省份。自今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以来，湖南、浙江、广东、湖北等省份均已做出相关布局。这些省份的政策文本，基本上与全国层面的政策一脉相承，将城乡居民增收和消费能力保障置于靠前位置。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临曾解读，此前的消费政策大多从供给侧入手，强调以供给引领创造需求。这次方案在需求侧加大政策力度，着力促进居民增收减负，努力让老百姓的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

　　同样是增收减负，不同省份的“打法”略有不同。广东重视外来务工人员，浙江强调企业作用，上海则面向未来布局，借“促消费”探索城市新一轮发展。

　　比如，上海不仅强调技能培训教育对增收的作用，还谋求对培训进行提质增效，特别提到将实施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家政服务、养老护理等重点行业技能人才培养计划。由此，不仅针对性解决用工结构性矛盾，也推进外来务工人员的能力转型。

　　对于生育养育“减负”问题，上海也不止要“普惠”，也意在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上海还提出“探索增加育儿假和配偶陪产假”，进一步为“没时间消费”的局面“松绑”；而“建设高质量幼儿园”“开展未来学校探索”，有助于解决养育需求“从有到优”的难题。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分析，上海在发力消费上，一直走得更前一步，给未来做示范。从此轮促消费政策来看，上海将模式和路径创新的探索延伸至改善供需两侧上，既是满足新发展阶段所需，更将引领其他城市发展。

　　对于上海来说，这份政策的“转向”尤显重要。当前消费不振的根本原因，在于居民就业以及可支配收入增长预期降低。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影响消费增长。

　　但增收也不意味着一定能推动消费增长。曾刚提到，关于促消费，外界存在两种不同声音。一种聚焦在有消费能力但无消费意愿的高净值人群，另一种则聚焦在有消费意愿但无消费能力的人群。

　　从此轮政策来看，上海对于增收促消费的探索，主要瞄准后者。在消费需求端，首要促进就业，让更多人通过就业具备消费能力；在供给端，迎合当下消费趋势，特别是首提推动“悦己消费”。

　　一面是有待进一步增收减负的消费者，一面又是面向未来的消费愿景，上海如何弥合二者之间的“差距”？曾刚认为，通过增加就业，失业者成为在岗人员，有了工作能力，一方面能带动消费意愿和能力，另一方面还能支持生产，包括面向未来的高端消费供给。

　　这也考验政策的执行方式。上海将推进技能培训教育提质增效作为一项重要的推进增收、助力未来产业与消费业态的方式。

　　我国正在经历从依赖“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转型。这涉及一种以消费为驱动力的社会整体转型。上海有“先天优势”，服务消费恰是上海的“长项”。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指出，我国正处在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要加快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来提高民生保障水平。

　　数据显示，尽管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趋缓，但服务消费增势迅猛，成为消费新增长点。此次《方案》也突出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上海能否早一步探索消费社会发展的新模式？

（文章来源：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