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新春，Deepseek横空出世，引发全球高度关注和热议，也使杭州快速崛起的前沿科技企业“六小龙”迅速走红。

　　在一片赞扬声中，许多人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以“六小龙”为代表的科技创新为什么会出现在杭州？在它的背后，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思考或提供各地借鉴学习的地方？

　　为此，《国际金融报》记者走访了周国辉先生。周国辉现任浙江省科普联合会会长，曾先后担任过中共浙江舟山市委副书记、市长，浙江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浙江省知识产权局局长，政协浙江省副主席。他说，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经济大省要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上打头阵。我们如何打头阵？需要深入认真研究和大胆探索实践，杭州“六小龙”现象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研究样本。经过一个多月的奋笔疾书，周国辉在中信出版社支持下，完成了《有效与有为》一书。4月24日，在杭州举行的万物生长大会上，这本书举行了首发仪式。在书中，他以一个亲历者、见证者、观察者的身份，全面回顾和总结了杭州“六小龙”现象背后的深层次问题。这既是对二十年深耕“八八战略”的浙江这方热土的深情回应，更期待着中国科技创新生态的深层变革。以下是《国际金融报》记者对周国辉的专访：

　　国际金融报：杭州“六小龙”的崛起被外媒称为“东方硅谷的觉醒”，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其核心在于“制度创新与生态包容”。一时间，“杭州模式”见诸不少媒体，您如何看待这些评价？

　　周国辉：用“范式”来定义杭州科创现象可能更合适，因为“范式”比“模式”更灵动、更有弹性和张力，也说明它的方向和趋势是明确的，但还没有定型，也可能无需定型。因为我们面临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与挑战是空前的，应当用更切实和灵活的思维与应对策略。杭州范式不能简单等同于中国新型举国体制，后者应当是特指国家在全球化科技竞争中的科研体制，当然，杭州范式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体现新型举国体制的精神。相比于美国硅谷的“市场主导”模式，杭州的“政府引导+市场激活”路径通过政府的有效引导和市场的高效运作，力求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平衡。政府的引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政策支持、资源整合、公共服务和生态塑造等方面，而市场的激活则通过企业的创新活力和市场竞争来实现。

　　国际金融报：在技术封锁加剧的背景下，杭州如何通过“有效市场”实现硬科技的自主可控？这种“以应用反哺基础研究”的路径是否可持续？

　　周国辉：Deepseek用低成本突破大模型训练等案例，是杭州科创企业应对算力资源不足而另辟蹊径的一种有效尝试和创新。在当前日益激烈的国际科技与经济竞争中，除了国家战略和规划外，也要注意通过“有效市场”实现硬科技的自主可控。这方面，科创企业蕴含着巨大创新动能和潜力，可以通过市场需求和技术创新双重驱动。这种“以应用反哺基础研究”的路径是否可持续，可以继续探索。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市场需求可以为企业提供持续研发动力，而基础研究的突破又进一步推动了应用技术的发展。科技创新、自主可控、市场需求是杭州经济发展的关键词。

　　国际金融报：浙江“八八战略”实施20余年，规定科技投入占新增财力15%的硬性要求，如何避免政策因领导更替而出现断层？

　　周国辉：关于科技投入与政策延续性：浙江“八八战略”实施20余年，政府在科技创新的投入持续增长。我记得，2017年时任省长后又任省委书记的袁家军曾主动找当时任职省科技厅的我和财政厅长谈增加财政科技投入的问题，这让我十分感动。正是在这样开明且富有远见的领导的影响和带动下，才有了科技投入占新增财力15%的硬性规定。相信经过“八八战略”长期熏陶和培育的浙江党委政府领导有这样的创新自觉性，而且通过制度化和法制化的手段，可以有效避免政策因领导更替而出现断层。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乃至整个杭州和浙江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协同，已经为破解“科创孤岛”提供了有效的实践和借鉴。浙江战略、科技创新、政策延续性、教育人才一体化。

　　国际金融报：政府引导基金以1:5的比例撬动社会资本，但国资保值压力与硬科技长周期投入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如何破解这一困境？

　　周国辉：杭州探索的“容错机制”和“考核周期弹性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破解政府引导基金与社会资本之间的矛盾。但实事求是地说，政府与市场的“合理风险边界”仍需通过深化改革创新，借助明确的政策和法规来界定，以确保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和市场的高效运作。政府引导基金、容错机制、市场高效运作。

（文章来源：国际金融报）

　　摘要：杭州“六小龙”现象引发热议，浙江省科普联合会会长周国辉分析了杭州范式和科技创新生态，探讨了杭州如何通过有效市场实现硬科技的自主可控，并分享了浙江“八八战略”和科技投入政策延续性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