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卖5斤芹菜被罚6.6万元，到企业遭遇跨区域异地执法，“远洋捕捞”成为舆论热词，近年来，趋利性执法不断引发社会各界关注。这种执法现象不仅损害了企业和个人的权益，也破坏了法治环境和经济秩序。

　　去年至今，国家多部委和司法机关已着手治理趋利性执法，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更明确提出，将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问题，坚决防止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此举旨在营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保护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南都记者注意到，今年两会期间，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对系统整治趋利性执法提出了宝贵建议，包括明晰涉企案件管辖权、提高执法精细化水平、加强执法监督等。其中，改革罚没收入管理制度再度成为高频词，成为解决趋利性执法的关键所在。

部分地区罚没收入保持两位数增长，以罚代管亟须系统性整治

　　跨区域违规异地执法、违规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甚至人为扩张案件管辖、故意制造异地管辖，在案件审判中搞地方保护。这些趋利性执法现象严重损害了法治权威和公信力。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贵祥向南都记者介绍了当前趋利性执法的情况，指出在一些行政执法领域，小过重罚、顶格处罚等问题多次被媒体曝光。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大学校长余淼杰透露，2024年以来，中国非税收入快速增长，部分省份罚没收入保持两位数较快增长。个别地区通过隐蔽执法变相创收，道路运输领域罚没收入连续三年增幅超15%。这种行为与中央强调的“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要求相悖，亟待系统整治。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专职委员周佑勇指出，趋利性执法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挫伤企业家投资信心，破坏营商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整治。

　　趋利性执法的出现有多重原因。在地方财政承压的背景下，一些地区为了创收而偏离法治轨道办案。同时，执法不规范、不精细以及法律制度规定模糊等问题也为执法留出弹性和空间。例如，在信息网络犯罪案件中，多地公安机关均有管辖权，导致管辖权争议和执法混乱。

提升执法精细化水平，强化外部监督

　　为整治趋利性执法，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两会期间提出建议，要求从源头入手，多管齐下。其中，完善跨区域执法管辖制度、提升执法精细化水平、强化外部监督等措施备受关注。

　　周佑勇提出，应完善跨区域执法管辖制度，进一步明确协作机制，防止多头管辖和重复检查。同时，要细化、量化行政部门的执法权限和裁量幅度，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此外，还应严格规范并细化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

　　为确保上述举措发挥实效，周佑勇强调，应加强对执法部门的外部监督，发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监督作用，同时加强党的执纪监督、上级政府监督、人大监督以及社会各界的监督作用。此外，还应设立对不监督、不作为的追责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也认为，应强化执法监督、严格限制异地管辖授权、明晰执法地域管辖规则等。对发现的违法执法行为要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形成强有力的震慑效应。

改革罚没收入制度明确收支分离，严禁地方考核与罚没收入挂钩

　　治理趋利性执法的关键在于改革罚没收入制度。多位代表委员呼吁，应严禁执法办案经费与罚没金额挂钩，明确收支两条线，并在地方考核中不再将罚没收入纳入绩效。这一举措旨在斩断执法与获利之间的利益链条，从根本上解决趋利性执法问题。

　　按照现有规定，执法办案部门的罚没收入上交地方财政后再返还作为办案经费。这种制度导致执法办案与办案经费、财政收入直接挂钩，加剧了趋利性执法现象。因此，改革罚没收入管理制度势在必行。

　　周佑勇认为，应严格禁止执法机构内部将办案纳入绩效考核，严格落实执法部门罚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制度。同时，应修订《行政处罚法》，严禁执法部门经费与罚没金额挂钩，并优化地方考核机制。

　　余淼杰建议将“市场公平竞争指数”、“企业满意度调查结果”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核心指标，替代原有与罚没收入挂钩的考核项。同时，由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对主动破除市场壁垒的地区给予资金倾斜。

　　尽管改革罚没收入制度面临较大难度，但多位代表委员表示，必须坚定推进改革，以营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