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全国医保领域积极推行线上线下“开门办医保”的举措，形成了显著的“破圈效应”，为医保改革深入发展赢得了更广泛的社会共识。作为专注于医保领域报道的记者，我在2024年频繁参与了国家和地方医保局举办的发布会、座谈会、政策解读会及飞行检查等活动，其数量远超过去六年的总和。不仅媒体界高度关注，更多医疗机构、医药企业、投资机构等医药相关行业代表也积极涌入医保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需促进医疗、医保、医药的协同发展和治理。国家医保局率先打开了医、患、保利益相关方平等对话的大门，各方期待2025年三医协同能有更多新突破，进一步消除民众在求医问药方面的后顾之忧。

三医协同的核心在于医保、医疗、医药及患者利益的相向而行。自国家医保局成立六年来，我国医保工作已迈入新阶段，推动医保多领域多层次制度建设。每年3万亿元规模的医保基金和14亿人的健康数据，正积极赋能我国医药产业发展，医保政策也成为了我国经济新增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在过去一年的采访中发现，尽管新医改已进行15年，但许多改革仍面临深层次的既得利益调整，医疗、医保、医药之间的不协同已成为医保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障碍。异地就医、居民医保紧平衡、支付方式改革、集中带量采购等医保改革中的痛点堵点，仅靠医保部门难以完全攻克，急需建立“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以科学规范的手段和方法推动医药事业良性发展。

今年初，我策划了“异地医保大调研”系列报道，全面报道了疫情后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现状。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促进了人口流动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但流出地医保基金面临收支压力增大的问题。另一方面，即使是基金的流出地，卫健部门仍在批复大量床位，每张床位都需要医保基金支持，医疗机构规模扩张从供给侧创造并引导需求，加剧了当地医保基金的收支压力。

2025年医保领域的一件大事是全国将实现DRG/DIP支付方式改革全覆盖。当前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同样面临三医“不协同”的问题。医院从过去项目付费制下的多做项目转变为现在的“抢分值”“冲量”，过度扩大服务量导致多地DRG/DIP的点值贬值，同时分解住院、重复住院、低标入院等问题推高了住院率，加大了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实现合理控费目标的难度。

今年下半年，我策划了“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大调研”，前往江苏、河南、安徽等地采访，与医保管理者、医务人员及专家学者深入交流，提醒医疗机构避免过度冲量，使医保支付方式改革陷入“死亡螺旋”困境，主动控费才是医疗机构在DRG/DIP支付方式改革下的最优选择。

促进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是当前深化医改的重点任务。业内共识认为，“三医”协同的核心是医保、医疗、医药、患者利益的协同，只有各方相向而行，才能保障各方利益，避免社会资源浪费。

2024年春节后，我发现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风格大变，内容通俗易懂，文风更具网感，评论区活跃，民众就医保领域重要改革进行有理有据的辩论和交流。医保局官微评论区可见尖锐言论，不乏对现行政策的疑惑和建议。这种变化不仅显示了医保部门在探索社会治理新途径，也释放出在三医协同上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

政务新媒体改革是医保局“开门办医保”的第一步。去年医保局除例行新闻发布会外，还召开多场座谈会、恳谈会、全程直播的政策解读会，邀请医院、医保办、药企、医疗器械企业、连锁药店、平台企业、商业保险公司、医药投资机构等行业人士走进医保局，与相关负责人深入交流。我曾受邀参加多场公开或半公开的座谈活动，各方开诚布公地讨论改革中的问题并提出建议，部分有价值建议被吸收到新政策文件中。

有医保学者指出，医疗保障属于准公共品，需建立社会治理机制，实现医患保利益相关方共建共治共享。因此，线上线下对话是平等协商的有效措施，国家医保局已打开局面，只要各方以诚相待、相互学习、促进共识、携手共进，深化医保医疗医药改革的工作即可顺利推进。

去年，我调研了全国十多个省市的医保改革情况，发现医保工作做得好的地方也是三医协同机制比较完善的地区。例如，有些地方卫健委和医保局在同一栋楼里办公，有问题随时沟通；有些地方卫健委主任、医保局局长、知名医院院长会进行对调“轮岗”。以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为例，凡是取得良好效果的地区，都是三医协同较好的地区。在支付方式改革的引导下，医保和医疗机构形成“利益共同体”，医院有动力主动控制医疗费用上涨，保持医疗资源规模合理，医保基金则以高支付比支持医疗机构健康发展。

年末传来的好消息是，三医协同已在部委层面形成会商机制，我们期待2025年能有新的突破。12月24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国家药监局五部门齐聚国家卫健委，就“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协作会商机制召开第一次会议。明年，五部门将加强信息互通，研判分析形势，会商解决问题，共同推动各地完善深化医改领导和协作机制，营造良好的“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氛围。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