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28日，日本40年期超长期国债拍卖惨淡收场，投标倍数降至2.21，创下了11个月以来的新低。自2025年5月以来，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快速上行，10年期和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触及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30年期国债收益率甚至一度突破了3%。日本国债市场的动荡正在令全球金融市场经历一场严峻的考验。

　　回溯过往，《日本的财政危机：摆脱危机的体制机制变革努力（1975—2000）》一书深入剖析了日本在1975年至2000年间财政危机的根源与演变，揭示了日本预算体系运行的内在逻辑与结构性缺陷。如今，日本国债市场再度陷入动荡，当年财政危机背后所暴露出的预算体系问题、多方利益博弈困境等，或许正是当下危机的潜在诱因。

　　本书的作者莫里斯·赖特是曼彻斯特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当前日本政府应对国债危机的每一个细节，与书中描述的20世纪90年代财政困境形成刺眼呼应，仿佛是日本财政体系的结构性矛盾的再次发作。作者在书中揭示的日本财政体系核心特征，在2025年的国债危机中得到鲜活印证。

　　首先，21世纪开始延续至今的日本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其实是由20世纪70年代大藏省通过财政投资贷款计划（FILP）构建的“第二预算”（也称“影子预算”）体系演变而来。FILP是日本政府从1953年开始编制的年度财政投融资计划，通过为公共领域提供长期、固定利率的信贷支持，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改善。21世纪初，随着经济停滞和财政压力加剧，FILP规模缩减并转向市场化融资，同时日本央行在2001年首次引入量化宽松（QE），通过购买国债等资产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以对抗通缩。

　　2022年12月底，日本央行成为日本国债市场最大买家，持有的国债占比高达52%。其背后的本质则是书中所述“影子预算”机制的升级版，即通过非市场化手段维持债务循环。这种财政货币化操作虽然在短期内压制了利率波动，却在2024年日本央行缩减购债规模后引发连锁反应。随着国债供需失衡加剧，寿险公司等传统买家因利率上升导致资产负债表恶化而抛售国债，海外投资者则因财政风险暴露而撤离。

　　其次，书中剖析的1990年至1997年“公共工程国家”模式，也在2020年以后呈现出新的运作形式。自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为刺激经济，继续扩大公共工程支出，1993年一度达到13.7万亿日元的峰值。然而，债务压力迫使日本在2001年后基本终止了集中建设模式。尽管停止了大规模基建投资，但是自2020年起，日本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预算的比例持续攀升。2023年，日本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预算的35%，并在此后两年维持在33%以上的高位，形成新的刚性支出陷阱。这种从“基建依赖”到“社保依赖”的“转型”，本质上仍是作者在书中所述的利益集团与官僚体系共生关系的延续。

　　这本跨越1/4个世纪的研究著作，揭示了一个被“债务民主化”与“制度僵化”双重绑架的经济体如何一步步走向财政重建的死胡同。作者通过国际比较，以及对日本中央政府的预算编制、财政投资贷款计划、政治经济博弈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日本财政危机的特殊性还在于其政策僵化、利益固化以及缺乏有效的预算约束机制。

　　而作者在书中对日本预算体系运作逻辑的分析，在当前这场日本国债危机中也展现出惊人的预见性。1975年至2000年，大藏省通过复杂的预算分配和谈判策略“把持”着财政控制权，进入21世纪后，这种情景继续在上演，只是主角变为日本央行与财务省（大藏省于2001年更名为财务省）。当日本央行试图退出量化宽松时，国债市场的剧烈反应暴露出财政体系的脆弱性。

　　作者在书中揭示的“政策僵化”问题，在2025年的财政困境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尽管日本政府多次提出财政重建计划，但结构性改革始终难以推进。例如，日本自民党与民主党围绕个人所得税最低纳税门槛的谈判陷入僵局，反映出利益集团对政策调整的强大阻力。这种政治僵局与书中描述的20世纪90年代如出一辙。

　　面对当前危机，日本政府的政策选择空间极为有限。短期来看，日本央行可能被迫重启收益率曲线控制或扩大购债规模以稳定市场，但这将加剧日元贬值和资本外流风险。长期而言，日本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包括提高消费税、削减社保支出、促进经济增长等，但这些措施将面临巨大的政治阻力。

　　对于全球政策制定者而言，日本的教训提供了重要启示。首先，财政扩张必须与结构性改革相结合，避免陷入“刺激依赖”。其次，货币政策应保持独立性，避免成为财政赤字的融资工具。最后，国际合作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应对债务危机和资本流动冲击时，需要建立全球协调机制。

　　本书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更是一部现实启示录。它揭示了现代国家在应对经济危机时的共性困境，也为解决财政问题提供了历史镜鉴。（文章来源：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