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5月16日，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宣布，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a下调至Aa1。在此前的2023年和2011年，另外两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和标准普尔已分别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至此，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同时失去了三大机构最高等级的评级。

　　根据三大机构分别发布的声明，三者调降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的原因基本一致，都是基于对美国政府债务问题的担忧。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3月，美国国债余额已突破36.2万亿美元。穆迪预测，未来10年内，美国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将升至134%，而公认的国际警戒线是60%。

　　同时，美国的财政赤字率也没有“刹车”迹象。2024财年（2023年10月至2024年9月），美国财政赤字率（赤字占GDP比重）为6.4%；众议院通过的2025财年（2024年10月至2025年9月）预算案财政赤字率更是高达7.3%，均远高于国际公认的3%的警戒线。

　　居高不下的赤字率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政府债务压力只会进一步加大，利息负担也会进一步加重。巨大的变化出现在2008年底，美联储创造出规模空前的货币。从2008年末到2010年初，美联储向市场投放了1.2万亿美元。

　　美联储投放货币的主要方式是“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缩写为QE）”。量化宽松是个相当年轻的经济学词汇。它于2001年由日本央行提出，大概意思是说，在名义利率接近零的情况下，中央银行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以达到刺激投资和消费，并最终实现提振经济的目的。

　　根据美国作家、知名商业记者克里斯托弗·伦纳德在纪实文学作品《宽松货币之王：美联储如何影响经济周期和市场波动》中的描述，从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破产后，美联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样的交易，“直到华尔街的准备金账户里填满了6000亿美元”。

　　不过，这并不是真正导致今天美国国债危局的原因。变化出现在2010年11月3日。当时，美联储已经执行了大约两年的零利率政策。根据美联储会议纪要，美联储领导层决定在当年11月就一项“激进的试验（量化宽松）”进行投票，这项试验“将首次有效地实行负利率”，向银行体系注入更多资金。

　　11月3日，时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建议，将量化宽松转变为“管理经济的正常操作工具”。这意味着，量化宽松的性质变了——从“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变成了“常规货币政策工具”。

　　后来的情况地球人都知道：从2010年起，美联储真的印了很多很多钱购买美国国债等中长期债务；从2020年起，一度被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斥为“疯狂的猜想”的“直升机撒钱”行动也真的付诸实施了。当然，严重的通货膨胀、暴涨的政府债务，也不出意外地如期而至。

　　量化宽松真能提振美国经济吗？事实是，并不能。因为美国的经济问题并不是银行系统缺乏资金造成的。向银行系统注入过量资金的结果是，这些钱无处可去，只能用于高风险贷款或金融投机，这根本无助于解决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调。

　　这也是许多经济学家和银行家从一开始就对量化宽松嗤之以鼻的原因所在。唯一有投票权，并且从讨论阶段就公开反对量化宽松的人是时任美联储高级官员、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托马斯·霍尼格。

　　霍尼格把自己的担忧概述为三点：第一，美联储会发现，量化宽松政策开始容易结束难。第二，量化宽松会解锁通胀预期。第三，它会损害美联储的独立性。

　　霍尼格的观点并没有得到美联储主流观点的认可。最终，美联储在投票表决中以11∶1的高票通过了量化宽松政策。那个“1”，就是霍尼格。

　　如今回望2010年那一幕，霍尼格可谓一语成谶：量化宽松虽然在短期内稳住了金融市场，但也助长了资产泡沫、通货膨胀，加剧了贫富差距，并导致巨额的政府债务积累。美国债务水平自此踏上了狂飙之路，并且一路疾驰，直到今天。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一切并没有引起本届美国政府足够的重视。今年5月22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微弱优势通过了一项大规模税收与支出法案，正在参议院进一步审核。尽管法案包含削减开支的措施，但预算机构和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些措施难以有效抵消减税等政策带来的财政收入减少。

　　美国国债市场近日持续动荡，正反映出社会各界对联邦政府债务问题的担忧。预警的红灯已经亮起，最危急的情况还会远吗？

（文章来源：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