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十年发展，普惠金融的浪潮已经席卷中国金融业的每一寸土地，正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

　　然而，现阶段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种种挑战也不容忽视。中低收入群体的信用修复周期长、预期不稳，影响了其再融资与消费扩张能力；小微企业、农户等群体信用风险较高，传统抵押模式难以覆盖，信贷可持续性受阻，而保险覆盖不足，证券业发展相对滞后。

　　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激发耐心资本的活力？政策面如何实现有效协同？围绕上述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近日对话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

　　“耐心资本与普惠金融领域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及中低收入群体的融资需求存在天然契合性。”田轩指出，应引导耐心资本参与普惠金融生态建设，通过风险共担、收益适配与生态协同三大机制，结合财政、货币与监管政策协同，形成“政策—资本—实体”的良性循环。他还建议，中小银行借助ABS、小微金融债等工具拓宽资金来源，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应对县域市场竞争压力。

　　田轩表示，我国普惠金融政策体系已构建起“顶层设计+专项施策+配套支持”的立体架构，监管框架也日趋完善。为进一步推动服务下沉与风险覆盖的平衡，建议构建中央与地方、监管与市场、资本与实体之间的多层次协同机制，实现普惠金融从“输血”到“造血”的深层转变。

　　具体来看，建立中央与地方财政共担的普惠金融风险补偿基金，加快推进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探索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普惠金融发展基金等，都具有广泛的施展空间。

　　“输血”向“造血”转化

　　北京商报：现阶段普惠金融体系呈现出哪些新特征？

　　田轩：普惠金融体系正呈现出服务主体多元化、技术驱动常态化、生态协同系统化的新特征。普惠金融正从单一信贷支持向综合化金融服务演进，涵盖支付、保险、理财等多维度需求，服务边界持续拓展，精准性与可持续性显著增强。大数据、人工智能在风控建模与客户触达中的深度应用，推动服务效率提升与成本下降。同时，金融机构与科技平台、地方政府、产业链企业间的协同日益紧密，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服务网络。

　　这些变化表明，普惠金融已进入以质效提升为核心的深化阶段，服务模式由“输血”向“造血”转化，金融供给从产品同质转向场景嵌入，推动资金精准滴灌至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全链条。

　　培育更健康的普惠信贷市场

　　北京商报：人民银行近期研究推出一次性个人信用救济政策。您如何看待这一政策对居民信用修复与消费信心的影响？

　　田轩：人民银行研究推出的一次性个人信用救济政策，是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精准施策、优化信用生态的重要探索，对居民信用修复、消费信心提振具有积极影响。尤其是在疫情期间，部分居民可能因失业、疾病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个人信用报告留下负面记录。一次性个人信用救济政策，通过特定的认定标准和程序，为那些非恶意违约、确有实际困难且在后续能够履行或已履行相关义务的居民提供了信用修复的明确路径和机会。更为关键的是，信用救济能够显著增强居民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从心理层面激活其消费潜能，这对于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复苏具有直接推动作用。

　　长期来看，这一政策有助于培育更健康的普惠信贷市场与微观主体韧性。个人信用救济政策能够更清晰地界定恶意违约与非恶意违约，有助于金融机构更精准地识别目标客户，提升普惠信贷服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明确的信用修复机制也能激励暂时陷入困境的借款人积极履约、修复信用，减少坏账的积累，引导金融机构更愿意、更放心地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形成“敢贷、愿贷、能贷”的良性循环。对于微观主体韧性培育而言，一次性个人信用救济政策，为微观主体提供了一个在遭遇短期冲击后，修复自身“经济免疫系统”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微观主体的契约精神和责任意识。能够鼓励个人更积极地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创业创新，勇于承担合理风险，从而增强其自身的经济韧性和发展潜力。

　　不过，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也需要严格把握政策边界，明确救济的条件、范围和程序，建立健全异议处理和监督机制，严防道德风险和滥用，确保政策的公平性、公正性和严肃性，避免出现“搭便车”或恶意逃废债的情况。

　　中小银行探索组合型ABS产品

　　北京商报：中小银行在普惠金融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县域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小银行应如何借助资本市场工具拓宽资金来源、优化资产负债结构？

　　田轩：在县域市场竞争加剧及“规模—价格—质量”三重压力下，中小银行需要深化资产证券化（ABS）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