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是应对“城市病”和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近日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创新城市治理的理念、模式、手段”。本期特邀专家围绕相关问题进行研讨。

高效能治理助力城市可持续发展

城市治理主要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在当前城市发展背景下面临怎样的难题？叶堂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2024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94350万人，城镇化率达到67%。城市规模扩大和经济增长，发挥了集聚经济的作用，但也带来诸多结构性矛盾和问题。例如，人口密度高导致住房需求旺、房价高；交通干道和环路出现拥堵等。

城市治理是运用制度、政策、技术等手段，对城市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全面性、系统性、精细化管理的过程，以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进而实现城市高效能、可持续和宜居性发展。

城市治理大致可分为四个领域。一是物，即城市基础设施，如老旧小区改造等。二是财，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和支出管理。三是人，即将人民需求放在首位，解决好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等问题。四是生态，即加强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改善人居环境质量。

城市治理是保障城市功能有序运转、提升市民生活品质的重要抓手。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在此背景下，城市治理面临新挑战。如城市建设面临存量资产盘活和城市更新的任务，超大特大城市发展增加城市治理难度，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带来数据安全和信息安全等新风险。

创新超大特大城市综合治理

如何认识超大特大城市的重要地位及其治理的复杂性？治理成效如何？陶希东（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研究员）表示，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进程加速推动全球超大城市发展，中国是全球超大城市数量最多、增长最快、潜力最大的国家。超大特大城市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和引领者，其高效治理面临特有的复杂性。

经济高集聚性、空间开发高强度性等特点，决定了超大特大城市是一个复杂社会生态系统，在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方面承受着较大压力。近年来，全国超大特大城市积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因地制宜深化改革，综合治理效能不断提升。如精准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及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程度，完善以超大特大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圈治理体系。

随着城镇化进程推进和城市人口增加，我国超大特大城市治理仍面临短板。一是城市治理的科学性、高效性、韧性水平有待提升。二是公共服务的精准供给能力有待增强。三是物业管理领域存在矛盾纠纷。四是条块结合的跨部门综合治理机制尚不健全。

探索基层治理精细化新路径

近年来，我国不断推动城市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各地在创新城市基层治理和服务方面形成了哪些典型经验做法？李文钊（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表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国家安。北京、上海等城市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围绕基层治理中问题，率先推进超大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形成一系列行之有效、可供借鉴的经验。

推动城市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关键是使基层能够接得住、管得好。要抓好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上海的街道党政内设机构按“6+2”模式设置，街道大部门制改革随后被各地所借鉴。北京市出台实施方案，以解决城市基层治理中跨部门协调问题，实现纵向协调和横向协调。

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需构建良好的政民互动机制。北京市推行“接诉即办”改革，截至2024年底，北京市共受理群众和企业诉求1.5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双双提升至97%。上海市出台意见，全面整合街镇管理力量，形成城市基层治理合力。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探索“一线处置”，推动问题在基层高效解决。

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和能力，需要增强广大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的实效。浙江省桐乡市率先开展自治、法治、德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探索实践。北京市海淀区针对棘手难题在基层探索“大家商量着办”，提升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效能。

（文章来源：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