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导读：

陆铭与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对话，探讨超大城市如何通过放低门槛、减少限制性措施，释放人口与消费潜力，提升城市活力。他强调大城市并非“天然避孕药”，高收入能支撑生育，同时提出优化消费场景的重要性。

　　陆铭与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观见工作室的对话，不时要提到“人”，而与“人”密不可分的一个字是“放”——放低过高门槛、放下条条框框、放开一些不必要的限制性措施，也就更有利于放出了一座真正有活力的大城。

　　【对话嘉宾】陆铭：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上海市委会副主委，上海市“十五五”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院长，上观智库特聘顾问。

超大城市并不是“天然避孕药”

　　观见：你强调人口向大城市集聚是大势所趋，而大城市这些年也陷入“人口焦虑”。过去大家担心人太多带来城市病，现在大家知道城市的活力来自人口，而老龄化、出生率的考验都很严峻。

　　陆铭：坊间一直有一种说法，大城市是天然的避孕药。这个结论其实是不完全对的。出生率下降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人口流动让许多农村地区原本高生育率的群体城镇化了，生育率下降得很厉害。但在这部分流动人口中，反而是流动到大城市的那部分人，出生率下降得没那么快。

　　观见：为什么？

　　陆铭：刚看到这个数据分析的结果的时候，我也很奇怪，难道不应该是大城市生活成本更高，所以不生孩子吗？后来我们发现了原因，大城市就业机会好、收入高，更高的收入能支撑生更多的孩子，孩子长大以后也能挣更多的钱帮自己养老，对冲大城市的高生活成本。我们把它称为“收入效应”。国家要发挥大城市的作用，让更多的人获得更高的收入，来缓解生育率下降的问题。

但是，如果一个大城市房租房价太贵、落户门槛太高、子女入学特别困难，“收入效应”就要打折扣了。大家看到大城市生育率低，主要不是因为大城市大了，而是因为，在政策上降低居民生活成本的做法还做得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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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观新闻，部分内容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