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金融强国是指一个国家在全球资源配置能力、风险抵御效能、货币国际地位、国际金融规则话语权等金融体系综合实力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能够通过金融力量有效支撑本国经济发展、深度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并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占据战略主导地位的国家形态。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设金融强国已经是一个普遍共识。问题在于如何做强中国金融、保证经济稳定增长。首先，要深入理解中国经济现实及世界经济环境，理解中国曾经的成功经验及目前存在的困难，基于理论认识未来的基本经济走向与政策。其次，要客观和全面地把握中国经济状况。为此，既需要深刻理解国民账户体系（SNA）下各发达国家数据的本质，更需要客观认识中国的经济数据；既需要在中国实践基础上理解当下中国统计数据的本质及其含义，更需要创新性的新指标和新方法，以把握中国经济正反两方面变化并及时提出调整方向。再次，必须知晓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及时准确把握企业财务状况，从而把握整个经济的财务状况；在资产估值财务审计以及风险评估等方面，需要会计学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大胆提出问题，堵住会计准则漏洞，从根本上防范风险，维护经济健康增长。最后，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运行要落实在法规上，在严格规范的基础上明确不该做什么、违规惩罚的力度及效果评估的原则等。

　　所以，在基于信息真实性的会计、统计、法规和相关经济理论与实践政策的层面，要倡导金融“避虚就实”，服务实体经济；抑制“脱实向虚”，防范金融风险，才能做强中国金融，保证经济稳定增长。

　　二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强力推进“去监管”的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次将加密货币等数字资产正式纳入《国际收支手册》（BPM7)，并计划于2029—2030年在全球推广。同期，基于美国标准的《指导和建立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法案》（GENIUS）和《21世纪金融创新与技术法案》（FIT21），也准备在国际平台输出及全球固化。这不仅是统计规则与监管政策的迭代及变化，更预示着国际金融秩序与主权货币权力的深层重构。实际上，虚拟资本（虚拟资产）的“创新”，是迎合美国维系美元霸权地位的需要。当全球资金进入虚拟资产市场投机炒作，必定会由于统计、会计和监管等信息的不真实性，导致虚拟经济膨胀，风险加速积聚，重蹈2008年金融危机的覆辙。

　　坚持走中国特色金融之路，不盲目跟随西方标准，注重构建中国自主的金融效率、会计、统计核算标准及法规监管体系。

　　第一，重新认识金融效率的衡量标准，提升国际标准话语权。金融业与其他行业不同，它决定着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和正常运行，具有公器性质。金融效率的评判标准不是西方经济学所描述的市场主体利润最大化，而是金融能否有效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样地，与国际接轨的理念需改变。改革开放之初，与国际接轨就是按国际规则、国际惯例做事。当华为5G开始为世界制定标准、“一带一路”倡议开启的时候，它告诉人们世界可以不按“霸主”的规则形式，不服从“美国优先”原则，而是可以合作共赢。我们做强中国金融应参与标准制定，为世界注入更公平的准则。

　　第二，揭示美西方国家会计规则与监管制度的严重弊端。国际金融市场上造假现象泛滥，根源在于“弹性化”会计规则，纵容上市公司“合规造假”。美西方的审计机制与会计规则的监管形同虚设。事实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是私立机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出台的缺乏合理逻辑的金融分析规则。美国证券市场上的会计操纵行为：储贷危机、安然事件、麦道夫欺诈案、次贷危机等，均在不断地揭示“国际惯例”的严重弊端。2017年中国政府提出境外会计规则的不完全适用性后，会计审计“国际板”话题因此偃旗息鼓。

　　第三，虚拟经济GDP统计问题误导了对社会新增财富规模的判断。西方理论下的GDP核算隐匿了产业资本循环、虚拟资本服务产业资本和虚拟资本自行增殖三种不同的价值增殖形式的根本区别。近年来，比特币等虚拟资产成了储备资产和提升收益的工具，虽然它不产生实际社会财富，但其炒作所获收益均会被重复计入GDP。要认识到只有实体经济才能创造实际财富，虚拟经济的财富来源于实体经济。未来要强化虚拟资产监管，避免出现干扰实体经济顺利生产与畅通循环的不良倾向。同时，要完善统计体系，挤出统计水分，建立专门衡量社会新增财富的统计办法。2025年4月，中国政府开始构建金融“五篇大文章”的统计制度，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实体经济的优质服务，提高统计基础数据质量，科学判断经济形势。

　　第四，突破SNA体系局限，构建真实反映实体经济增长的新指标体系。SNA体系由于金融自由化和去工业化的兴起导致其被进一步推广；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则是以实体经济为主的核算体系。当代重新审视、合理使用这一体系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以MPS体系为主监测实体经济发展水平以反映一国的宏观经济效率。中国实体经济国际影响力较大，而增速落后于虚拟经济，我们应防范虚拟经济空转风险，端正虚拟资本的从属性定位，促进其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功能。

　　第五，虚拟经济发展基本法的制定应坚持“适度发展”原则：金融立法思想要坚持敢用中国叙事、敢亮中国特色、敢为天下先的理念，走“中国式现代化虚拟经济立法道路”；虚拟经济应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其职能是为实体经济服务，以确保经济系统运行安全；转变传统的分别立法为统一立法模式，将所有虚拟经济领域纳入调整范围，为法典化的“虚拟经济法”创造条件；彰显法律的公平与正义，突出人民性，为虚拟经济发展设定实体经济、衍生工具、投机行为、违法犯罪、风险预防和危机应对六方面的“法律限度”。

　　三

　　西方自20世纪70—80年代金融自由化以来，从拉美债务危机到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再到亚洲金融危机，我们看到的是弱肉强食，而不是平等、公平的竞争，这就是资本主义金融强国的基本状态。坚持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方向，还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道路，成为摆在我们面前必须回答的问题。西方经济学引入国内有几十年的历史，国内学界有些人依然把西方经济学在工业化时期所形成的经济学定理、金融产品资本化理论和做法奉为圭臬，这种现象的存在，令人深思。

　　改革开放的年代，中国虚拟经济与经济高增长是同步的；但随着虚拟经济野蛮生长，出现的“脱实向虚”，扭曲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向。事实上，西方经济学理论与现实存在根本性冲突，因此依据西方价值观发展起来的理论及学科也是缺乏科学性的。也就是说，如果统计学、会计学、管理学和法学的经济理论基础是错误的，统计、会计核算的信息必定是错误的，是不客观、不可信的。所以，如何加强监管、立法和执法；如何规范市场有限发展虚拟经济；如何保证经济金融安全和高质量发展都是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当代西方经济延续着资本及“虚拟资本”的逻辑野蛮生长、掠夺式扩张，已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有40多年的成功实践经验，不会再盲目追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一批饱含严谨治学精神、强烈家国情怀的学者，也不再盲从西方标准，在深刻反思西方教训基础上，致力于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制定中国特色金融治理标准与规则，积极推动中国标准的国际认可度和逐步掌握主导权。他们执着探索、追求真理、不辱使命的精神值得我们自豪和敬重！

　　作者简介：

　　沙海林，男，汉族，1957年6月生，江苏徐州人，197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11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管理学博士。爱尔兰科克大学荣誉法学博士。现任上海市公共关系协会会长。

　　历任上海市吴淞中学副校长，共青团吴淞区委书记，共青团上海市宝山区委书记，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党委书记，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青年管理干部学院院长，上海市青联主席，上海市浦东新区农村工作委员会书记、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人事局局长、编委主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爱尔兰特命全权大使，上海市卢湾区区长、区委书记，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上海市对口支援都江堰灾后重建指挥部总指挥，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党委书记，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上海市对外友好协会会长。

　　第十二届团中央委员，全国青联常委、第八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上海市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委员会委员，党的十九大代表，上海市第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人大代表。

（文章来源：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