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八部门联合印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 2026 年 9 月 30 日起施行。

　　作为我国首部专门规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的系统性监管文件，《办法》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更好保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合法权益。

　　当前，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有哪些乱象？如何误导投资者？按照《办法》要求，金融机构和第三方平台如何整改？《中国经营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星图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薛洪言。

　　算法黑箱造成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中国经营报》：《办法》要求营销内容“准确通俗、无虚假或引人误解内容”，并禁用“低风险、高收益、秒到账、低利率”等话术，实际操作中，这些如何误导金融投资者？造成哪些乱象？

　　薛洪言：在营销话术的误导机制上，这些被禁用的表述之所以危害深远，在于它们系统性地隐匿了产品的成本全貌与风险属性。理财产品营销中，“低风险高收益”刻意模糊风险等级，将非保本浮动收益产品包装得像存款般安全，对净值波动与底层资产风险避而不谈；贷款营销中，“低利率”“秒到账”只凸显表面利率，却隐匿实际年化利率、服务费、违约金等其他成本，甚至暗示审批无门槛却在后续环节附加隐性条件。这种选择性披露不仅造成风险与收益的严重错配，更在行业层面催生虚假宣传引发的纠纷，部分机构甚至借此开展非法集资与非法放贷，扰乱整个金融市场秩序。

　　《中国经营报》：针对算法推荐，《办法》要求“不得诱导过度消费、提供非个性化选项、便捷关闭算法推荐”，目前金融算法营销主要存在哪些侵害消费者的问题？

　　薛洪言：当前金融算法营销对消费者的侵害呈现出更为隐蔽的形态。特定情境下，算法被设计为诱导过度负债的工具，通过深度挖掘用户的消费习惯与负债状况，精准推送超出其还款能力的信贷产品，尤其在年轻群体中放大消费欲望、加剧过度负债风险；同时，算法可能对信用记录较少的新市民、灵活就业者形成隐性排斥，或针对性推送高成本金融产品；更为根本的是，算法黑箱制造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用户无从知晓被推送特定产品的原因，某种程度上绑架了用户的自主选择权，平台将个性化推荐设为默认且关闭入口隐蔽，不提供其他选项，甚至在支付场景中无感植入信贷入口，使消费者在被动接收信息的过程中被反复引导至高价产品，自主决策空间被悄然侵蚀。

　　重在产品风控与服务质量

　　《中国经营报》：《办法》强调“风险匹配、不得推介超出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并要求销售可回溯。结合当前“投资者适当性”监管，你认为网络营销场景下如何有效落地“适当性义务”？

　　薛洪言：在适当性义务的网络端落地方面，需构建事前精准识别、事中动态匹配、事后可溯追责的闭环机制。事前，线上风险测评工具应采用场景化问题替代专业术语堆砌，对新市民及其他信用记录不足的群体引入社保、公积金、水电缴费等替代数据以完善评估模型，并严禁以默认勾选或强制跳转方式规避测评；事中，建立产品与用户风险等级的智能匹配系统，对超出承受能力的产品自动拦截推介，并以醒目方式展示与合同内容一致的关键风险信息；事后，对营销全流程进行录音录像或电子留痕，明确保存期限，同时建立对高风险产品购买者的常态化回访机制，及时发现并纠正风险错配，压实金融机构主体责任并厘清第三方平台不得介入或变相介入销售决策的边界。

　　《中国经营报》：《办法》覆盖存款、贷款、理财、保险、证券、支付等全部金融品类，实行统一的网络营销监管规则。你如何看待这种全品类统一规范的监管思路，有哪些积极意义？

　　薛洪言：《办法》实行全品类统一规范的监管思路，其核心价值在于终结过往按牌照与渠道碎片化监管所衍生的套利空间。此前不同品类分属不同监管体系，机构可将产品跨界包装以规避规则，统一规范后不仅堵住了此类套利漏洞，也让金融机构与第三方平台得以建立统一的营销合规与风控标准，显著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对消费者而言，尽管不同金融产品营销乱象的表象各异，但本质上都是对知情权、自主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的侵害，全品类统一规则提供了跨品类一致的保护基准，避免了因产品类型不同而产生的保护落差，从而引导行业将竞争重心从话术比拼回归到产品风控与服务质量的本质较量上。

（文章来源：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