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禁渔，进程近半。自2021年1月1日长江禁渔实施以来，长江水生生物资源恢复态势良好，退捕渔民得到妥善安置，禁捕水域管理秩序平稳。长江禁渔虽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但仍面临诸多挑战。近日，经济日报记者探访长江沿岸4省市，深入了解各地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的实践探索与深入思考。

长江生态的改善，江豚最为知晓。在安徽省铜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江豚频繁跃出水面，活力四射。长江流域作为我国生物多样性最具典型性的区域之一，栖息着4300多种水生生物。长江生态系统的健康，直接关系着我国生物多样性的维系、生态平衡的稳定以及国家生态安全的保障，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起着关键支撑作用。

长江禁渔4年多来，各地采取多项措施促进生物多样性恢复。如今，江水清澈，鱼跃鸟飞，珍稀物种重现，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显著提升。然而，十年禁渔“下半程”，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仍存在突出短板，需进一步强化保护修复。

水生生物恢复向好

鄱阳湖畔，石钟山下，长江水与鄱阳湖水在此交汇。被誉为“江湖锁钥”的江西九江湖口，是长江与鄱阳湖的唯一连接点，不仅是水生生物的重要栖息地，也是众多珍稀候鸟的越冬地。禁渔前，受过度捕捞等长期影响，鄱阳湖生态环境一度受损严重。如今，随着禁渔政策的实施，长江正在重获生机。

禁渔4年多来，长江中下游鱼类资源量快速增长，特别是青、草、鲢、鳙等经济鱼类数量显著回升。2021年至2024年，长江流域共监测到土著鱼类344种，较禁渔前增加36种。长江十年禁渔政策为鱼类争取了宝贵的休养期，让生态系统得以重建平衡。江豚的回归更是生态修复的优异答卷，意味着整条生态链已打通。

在铜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江豚种群数量稳步增长，保护区江段野外长江江豚数量由2012年的40头增加至60头左右。2022年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达到1249头，实现历史性止跌回升。

尽管长江水生生物呈现恢复向好态势，但不同物种的恢复速度和水平差异明显。部分珍稀特有鱼类种群数量恢复缓慢，实现生物多样性全面复苏还需更长时间。专家认为，长江水生资源基础恢复是一个长期过程，需建立动态评估体系，制定科学合理的保护策略。

溢出效应重塑生态格局

随着鱼类种群数量的恢复，长江水质明显改善，水体透明度提高，部分江段重现“清澈见底”的景象。同时，鄱阳湖、洞庭湖等长江重要湿地观测到的鸟类数量创下新高，特别是以鱼类为食的鸟类数量显著增长。

禁渔政策的溢出效应正在重塑长江沿岸的生态格局。长江岸线经历绿色变革，曾经被码头、工厂占据的岸线逐渐被湿地公园和生态廊道取代。这背后，是各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刻认识：健康的岸线生态是长江生态环境复苏的关键。

在安徽马鞍山市雨山区九华村的八段沟水系，山麓郁郁葱葱，碧水缓缓流过。几年前，这里还是堆满废弃钢渣的地方。如今，通过工程技术手段对钢渣进行封存，避免雨水与钢渣接触，长江水环境得到保护。

禁渔政策不仅改善了生态环境，还提升了公众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长江水生生物保护中来，长江保护从政策要求内化为社会习惯。

然而，公众对于生态保护的科学认知仍需加强。人工增殖放流活动中存在诸多乱象，对生态保护产生负面影响。专家建议，高校等科研机构应发挥科普优势，向公众普及科学放流知识。

持续创新力求系统改善

长江十年禁渔是底线也是第一步。在推进长江禁渔的过程中，“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贯穿始终。

目前，人类活动对禁渔成效的影响仍十分严重。航运造成的水下噪声对江豚等水生生物产生影响，水电站阻隔了河流的纵向连通性，湖泊阻隔改变了江湖联系，使江湖复合生态系统的生境连通性和完整性受损。此外，农业面源污染、工业废水排放等也对鱼类生存环境造成威胁。

为了加强保护，我国已建立多个江豚迁地保护基地。然而，迁地保护过程中仍面临诸多困难，如地方政府对水域资源的开发需求等。专家建议，针对珍稀物种的繁殖、栖息等关键环节制定专项保护计划，加强自然栖息地的保护力度。

同时，要加大增殖放流力度，增加野外种群数量。在禁渔背景下，人工辅助干预能够有效促进珍稀鱼类的种群恢复。要争取早日建立可自我维持的野外自然种群。

长江十年禁渔是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成果。这一经验不仅对我国整个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借鉴意义，也为世界大河流域治理提供了中国经验、中国模式。

多位专家希望，长江十年禁渔的政策经验能够形成政策工具箱，为其他流域的治理保护提供借鉴。

（文章来源：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