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近日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备受关注，尤其是在美国“对等关税”政策导致外需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提振消费为首的扩大内需显得更为迫切。对此，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章俊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专访。

　　章俊指出，若无增长政策加码，预计2025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将持续增长，但增速可能逐渐放缓。当前，美国“对等关税”政策冲击凸显了年内加码消费政策的必要性，且后续政策需更加注重居民增收减负。一方面，需加大力度促进居民增收，提高一次分配收入占比、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优化就业市场；另一方面，要切实减轻居民负担，如降低公积金利率、减轻购房压力，释放更多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这些政策组合既能短期刺激消费，又能长期优化收入分配和供给结构，推动消费升级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宏观经济调控转向“结构优化”

　　《21世纪》：《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首次将“城乡居民增收促进行动”置于首位，强调“增收减负”与“高质量供给”双轮驱动。这一政策设计反映了宏观经济调控的哪些核心逻辑？

　　章俊：该政策体现了宏观经济调控重点和工具的转变，即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变。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重塑，国内经济新旧动能切换，宏观调控逻辑发生变化，对需求侧的重视程度大幅提升。

　　过去，我国依赖制造业产能和出口的外向型经济模式，现在面临结构性转型需求。尤其是美国“对等关税”政策冲击，加速了内需提振进度。《方案》通过促进居民增收减负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推动消费成为经济增长核心动力，标志着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从“总量刺激”向“结构优化”、从“短期救急”向“长期治本”的深刻转变。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激活消费潜能，以供给侧创新升级匹配需求变化，形成良性循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

　　《21世纪》：与过往促消费政策相比，本次行动方案的创新性体现在何处？

　　章俊：本次方案更注重系统集成，而非简单政策刺激。《方案》全方位设计消费各环节，涉及“有钱花、敢花钱、愿花钱、易消费、能消费”五个方面，旨在全方位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

　　《21世纪》：《方案》提出“以高质量供给创造有效需求”，如何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

　　章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能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满足居民多样化、高端化需求，又能创造新需求，如智能家居、新能源汽车等领域。

　　结合我国人口老龄化压力加大、服务业和服务消费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差距的背景，银发经济、国货品牌、冰雪经济等或成为突破口，推动相关领域的供给升级，满足老龄化社会需求，增强年轻一代对本土品牌的认同感，促进冰雪旅游和相关消费增长。

　　民生支出仍有提升空间

　　《21世纪》：《方案》提出“育儿补贴制度”“提高医保养老金标准”“灵活就业社保户籍限制取消”等举措。这些民生保障措施如何通过减少预防性储蓄释放消费潜力？

　　章俊：预防性储蓄反映出中国在民生支出方面的提升空间较大。国际数据显示，随着人均GDP提升，财政向民生社保支出占比相应提升。经济可持续增长依赖于科技突破和内需增长，需提升教育、医疗、社保等“投资于人”的支出比例。

　　例如，育儿补贴能减轻家庭生育成本，释放育儿相关消费，提升生育意愿；提高医保养老金标准可减少居民对未来支出的担忧，降低预防性储蓄需求；取消社保户籍限制有助于将农民工和流动人口纳入城镇社保服务范围，提升消费倾向和能力。

　　截至2023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16%，若2029年达到70%，每年需新增城镇人口约900万人，新增投资需求和财政支出规模或在1.35万亿元左右，公共服务供给增加将带动消费需求每年提升7500亿元。

　　《21世纪》：如何平衡政策的普惠性与可持续性？

　　章俊：普惠性与可持续性平衡有赖于经济增速提升。通过短期新增投资和社保水平提升，提高经济长期增长潜力，改善居民消费函数和边际消费倾向，实现财政可持续。

　　普惠性社保支出政策本身便是对央地财政压力的一次“再平衡”。例如生育补贴、教育、社保、医疗等支出由中央承担大部分，有助于缓解地方财政压力。

　　还需关注政策执行的精准性，优先覆盖边际消费倾向更高的低收入群体和高需求领域，避免财政负担过重。

　　《21世纪》：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对完善我国消费政策体系有何启示？

　　章俊：日本计划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和产业升级提高居民收入，短期内刺激消费增长，但过度依赖财政刺激导致后期债务负担加重。因此，我国在完善消费政策体系时，应借鉴其经验，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保障水平，减少储蓄动机。同时，注重产业升级与消费联动，推动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

　　促消费政策需加码

　　《21世纪》：如何评价“以旧换新”政策加码（如3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对消费升级的撬动作用？其财政乘数效应是否受透支消费制约？

　　章俊：“以旧换新”政策对消费和内需拉动作用显著。预计2025年安排的3000亿元补贴将拉动消费增速1.2%以上，撬动家电、汽车等大件消费品更新换代，推动相关产业链增长；长期也将推动绿色、智能化消费，促进产业升级。

　　财政补贴对不同类型的消费支持效应需单独分析。对于大额耐用品消费，补贴的拉动作用存在边际递减。今年“以旧换新”政策在覆盖范围上做了相应扩围。

　　对于服务业消费，财政补贴的可持续性较强，是未来可拓展的补贴方向之一。

　　还需谋划出台一批结合“促消费”和“利长远”的补贴政策，如育儿补贴。政策层面需注重收入层面配套政策落实，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创造更多消费需求。

　　《21世纪》：今年创新性地提出“人工智能+消费”，并给出明确方向。你认为这些产业方向能否较快面向C端应用落地？“人工智能+消费”的产业化路径是什么？

　　章俊：目前，智能穿戴、服务机器人等行业正不同程度向C端应用迈进。而自动驾驶、脑机接口等技术成熟度相对较低，C端普及需经历长期过程。

　　“人工智能+消费”的产业化路径包括：加大研发投入，实现技术突破；明确落地场景，优先选择需求明确、技术成熟的领域商业化；构建应用生态，打造完整生态链；政策支持，降低企业研发和市场推广成本。

　　《21世纪》：你预计2025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将如何变化？若需政策加码，哪些领域应优先调整？

　　章俊：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0%，其中通讯器材类、家具类、家电类商品零售额增速受“以旧换新”政策提振。预计2025年消费贡献率将持续增长，但增速边际递减。后续政策需加大对居民增收减负的支持力度，促进居民增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减轻居民负担、扩大育儿补贴覆盖面、完善社会保障等。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