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种子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继续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生物育种产业化，即是将现代生物技术与种业生产体系深度融合，通过技术研发、产品开发、规模化生产和市场化推广，构建一个覆盖“技术—品种—市场”的全链条产业体系。其核心目标是将实验室中的生物育种技术转化为大规模应用的商业化产品，从而助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确保粮食安全。

从全球视角审视，发达国家在生物育种技术方面较为领先，已步入“育种4.0”阶段，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手段实现精准定向育种。这些国家的生物育种产业化成熟度较高，主粮作物通过复合性状（如抗虫+耐除草剂）提升性能，单产显著优于其他国家。在我国，生物育种作为现代农业的“芯片”，是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性举措，备受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持续对生物育种工作进行部署，从加快实施农业生物育种重大科技项目、加快主粮作物生物育种产业化步伐等方面施策，政策重点涵盖基础研究以及产业化应用，凸显了我国对生物育种产业化的重视。

近年来，我国生物育种产业蓬勃发展，分子标记辅助选择、高通量筛选等先进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显著提高了育种效率和精准度，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不断提升。在政策支持、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扩张的共同推动下，我国生物育种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然而，我国生物育种产业化仍面临诸多挑战，如技术代际差距、企业规模与创新能力不足等。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物育种技术正处于杂交育种向分子育种过渡阶段，核心技术依赖进口。此外，我国种业市场集中度低，前五大企业市占率仅为12%，远低于国际巨头的水平。研发投入不足，成果转化率低等问题也亟待解决。为此，我们需要从技术、企业与监管三方面协同发力，推动生物育种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技术层面，应强化基础研究，设立专项基金，重点攻关自主Cas酶开发等底层技术，建立自主可控的种业体系。同时，优化技术路径，推动分子标记辅助选择与智能设计育种融合，利用AI算法预测性状表达。依托国家级科研基地，建立种质资源精准鉴定与共享平台。

在企业层面，应培育领军企业，增强创新能力。鼓励通过兼并重组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优化产业格局。加强科企合作，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构建市场化导向的转化体系。

在监管层面，应优化监管和风险防控体系，缩短行政审批周期，建立分级管理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种业侵权案件依法加大处罚力度，为生物育种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文章来源：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