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导读：

深圳市福田区引入DeepSeek开源模型解锁智慧政务“新员工”，引发公众对人工智能与人类替代关系的关注。文章分析人工智能在政务工作中的优劣及影响，提出面对AI技术创新时既要与时俱进也要避免削足适履的观点。

　　贾开（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长聘副教授）

　　近日，深圳市福田区基于Deepseek开源模型引入70名智慧政务“新员工”的新闻引发广泛关注。这一事件再次将公众的目光聚焦到人工智能与人类工作的替代与被替代关系上。面对这一趋势，不少评论表达了“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必然性焦虑，以及公务员等传统工种需要“更新升级”以应对新挑战的乐观态度。然而，这些观点过于简化了技术创新影响社会演化的复杂性，忽视了人工智能作为社会互动产物的“能”与“不能”。

　　从“能”的角度看，人工智能在重复性、定式化工作中的优异表现已得到广泛认可。福田智慧政务“新员工”在标准化执法文书生成、公文格式修正、民情周报日报生成等方面的应用就是有力证明。此外，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一些非标准化工作也在逐渐变化，如民生诉求分拨、AI任务督办、AI招商助手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无所不能”。

　　当前的新变化可总结为两类：一是大量数据累积使传统上不能被标准化的工作逐渐能被标准化，如民生诉求分拨；二是工作流程变化，将非标准化工作“人为”转变为标准化以适应技术需要，如AI任务督办。对于第一类变化，我们持欢迎态度，因为它减轻了“无意义工作”的负担。但第二类变化则令人担忧，将公务员的所有工作都指标化、定量化不仅不现实，还可能导致形式主义泛滥，最终“南辕北辙”。因此，面对AI的快速发展，我们既要与时俱进，也要避免削足适履。

　　那么，在AI技术创新面前，我们应如何抉择？哈佛大学法学院学者罗伯托·昂格尔的观点或许能给我们启示。他将人类工作分为三类：“元规则类”、“后规则类”和“反规则类”。前两类工作都是人工智能所擅长并能替代的，而“反规则类”活动则代表着惊喜和超越，是AI无法触及的领域。因此，我们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AI能否替代人类，而是我们是否不恰当地改造了制度环境，压制了人类的能力以适应AI的需求，这将导致社会创造力的整体退化。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