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中央周边工作会议首次将“亚洲安全模式”作为周边外交的战略支撑提出，为新时代亚洲安全治理指明方向。亚洲安全模式以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为核心原则，植根中华文明和合共生底蕴，融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顺应亚洲各国维护和平稳定、共谋繁荣发展的共同诉求，成为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从理念转化为实践的区域标杆。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大国战略竞争外溢效应持续显现，地缘冲突与安全困境交织叠加，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风险相互嵌套。在亚太地区，安全机制碎片化与阵营化倾向有所抬头，零和博弈思维与排他性制度安排对区域合作生态形成挤压。在此背景下，亚洲安全模式强调以对话协商化解分歧争端、以发展合作增强安全韧性，不仅为区域国家指明应对安全赤字的现实路径，也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提供宝贵的亚洲智慧与中国方案。

　　历史根基——

　　亚洲价值观是“精神内核”，亚洲方式是“行为准则”

　　亚洲安全模式是当代亚洲在长期区域安全治理实践中形成的、具有显著亚洲特质的共同规范与制度安排，植根于亚洲各国共同历史文化、相似发展历程与多元文明形态，彰显主权平等、文明包容与共同体意识，是亚洲国家处理彼此关系、应对共同挑战的精神底色。

　　从规范理念看，亚洲安全模式区域实践的历史起点可追溯至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会议形成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首次将亚非各国的共同追求凝聚为亚洲价值观的普遍共识，开启了亚非自主探索安全治理道路的历程。

　　此后，在长期区域合作中，亚洲价值观不断丰富升华，形成一脉相承的精神谱系。上海合作组织遵循的“上海精神”将亚洲价值观融入多边安全合作，为构建新型区域安全秩序提供范本；澜湄合作机制孕育的澜湄精神聚焦澜湄流域国家共同发展，以民生合作夯实安全根基；中国—中亚合作机制形成的“中国—中亚精神”，为地区安全与发展汇聚新动能——这些精神内核，共同构筑起亚洲安全模式的价值基石。在去年的中央周边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为基本遵循”。

　　如果说亚洲价值观是亚洲安全模式的“精神内核”，亚洲方式则是其“行为准则”。亚洲方式是二战后亚洲国家在区域合作中形成的国家间行为准则与决策程序，核心是协商一致、尊重主权、照顾各方舒适度，也被称为“东盟方式”“亚太方式”。

　　亚洲方式集中体现为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明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核心准则，成为亚洲国家处理相互关系的基本遵循。在决策层面，亚洲方式坚持非正式对话、平等协商、共识先行，摒弃强制表决，充分维护各国主权与核心关切。

　　在亚洲价值观与亚洲方式的滋养下，亚洲安全模式在实践层面呈现出综合化、合作性安全导向的鲜明特征。综合化指合作覆盖政治、军事、经济、环境、社会等各领域，统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合作性安全导向指聚焦非传统安全合作，优先采用对话协商、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军事合作限定于反恐、减灾、维和等务实领域，最大限度避免对抗冲突。

　　在具体互动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以信任建设、预防性外交为核心；东盟地区论坛推动安全合作从对话走向务实合作；东盟防长扩大会开创非武力、民生导向的防务外交新模式；上海合作组织以打击“三股势力”为重点，构建规范引领的新型安全秩序；澜湄合作等机制将发展与安全深度融合，以可持续发展强化长期安全支撑。

　　由此可见，亚洲安全模式本质上是以合作为导向、以综合安全为框架的新型区域安全治理路径，既有效应对全球化时代安全威胁的复杂性、多样性，又坚决摒弃排他性军事联盟与阵营对抗，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中国贡献——

　　亚洲安全观的积极倡导者，亚洲安全实践的坚定推动者

　　亚洲安全模式是亚洲各国的共同财富，也凝结着鲜明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担当。从历史到现实，中国始终是亚洲安全观的积极倡导者、亚洲安全实践的坚定推动者，为亚洲安全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理念引领与实践支撑。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万隆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以“求同存异”方针凝聚共识、化解分歧，为会议成功发挥关键作用。中国1953年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纳入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为亚洲国家自主探索外交道路提供重要指引，其影响超越亚洲。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担当亚洲区域合作引领者，成为亚洲安全模式规范塑造、制度建设与务实行动的重要贡献者——

　　中国深刻把握全球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明确亚洲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日益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亚洲安全观以安危与共为首要原则，主张各国走出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之路，坚决反对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为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亚洲安全架构提供兼具规范性与操作性的清晰路径。

　　立足新时代亚洲发展需求，中国持续重塑亚洲价值观与亚洲方式，筑牢亚洲安全模式的理念基础与实践路径。中国首倡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明确四项核心原则，与亚洲安全观、亚洲价值观、亚洲方式有机衔接，形成系统完整的理念体系，以多元文明共生塑造亚洲集体身份，推动亚洲国家从利益相关走向命运与共。

　　与此同时，中国以务实行动创新亚洲安全模式实践，推动现有机制提质升级，搭建新型多边平台，让亚洲安全模式从理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果。

　　在机制建设上，中国与澜湄国家建立澜湄合作机制、与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创设中国—南亚合作论坛；参与举办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中国—中亚峰会等，将政治安全合作置于重要位置，促进亚洲不同区域、次区域之间机制连接、规范联结和议题对接，巩固并拓展跨区域安全治理网络，助力完善亚洲多边制度，提升安全治理能力，实现多边制度在东亚、南亚、西亚和中亚等亚洲所有次区域地理空间上的全覆盖。

　　在发展赋能上，中国倡导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和澜湄合作专项基金等，为区域和次区域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优质公共产品，以共同发展推动区域安全行稳致远。

　　在地区热点问题斡旋与协调上，中国积极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坚持通过对话和谈判方式解决南海问题，推动阿富汗问题和平谈判，劝和促谈柬泰边境争端，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在中东积极劝和止战……中国积极担当和平使者，以一系列务实行动促进区域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

　　如今，以战略联通与规范联结为支撑的“中国+区域”多边制度安排，已成为塑造亚洲区域体系的核心力量。这一开放包容、灵活务实的制度架构，既是中国深度融入亚洲安全治理的历史结果，也是亚洲各国共同选择的现实印证。

　　时代意义——

　　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亚洲安全模式不仅属于亚洲，更具有世界意义，为全球安全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提供了亚洲智慧，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从历史维度看，万隆精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早已写入联合国重要文件，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为全球南方国家自主解决安全问题树立典范，丰富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从现实实践看，亚洲安全模式的理念主张与全球共同安全追求高度契合，已延伸至中非、中拉、金砖国家等跨区域合作框架。中非和平安全合作伙伴倡议、中东安全论坛、中拉命运共同体“五大工程”等，均与亚洲安全观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理念形成呼应，也让这一理念更具全球影响力。

　　中国首倡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将亚洲安全模式的核心理念融入其中，为应对全球安全挑战提供系统方案。截至目前，全球安全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地区组织的支持，明确写入140多份中外双多边文件；中国牵头设立的国际调解院将自愿调解作为核心机制，要求争端方通过平等协商达成解决方案，这与亚洲安全模式的对话协商原则高度一致，为国际争端和平解决提供全新路径。

　　当前，亚洲安全模式仍面临现实挑战：区域集体身份亟待强化，全域性安全机制有待完善，域外排他性联盟与军事集团持续带来干扰。在此背景下，践行亚洲安全模式、坚守符合亚洲实际的安全道路、深化区域安全合作尤为迫切。

　　“一个团结而非分裂、和平而非动荡的世界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亚洲安全模式在当下越发彰显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中国将继续同亚洲各国一道，不断丰富发展亚洲安全模式的内涵与实践，以中国智慧和大国担当守护亚洲和平、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为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