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9月18日凌晨，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以下简称“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25个基点到4.00%至4.25%之间。这是美联储自2024年12月以来首次降息，美联储政策调整引发全球关注。

　　对于美联储的降息节奏，美国政府早有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在社交平台上批评美联储降息太慢、力度太小，常挂在他嘴边的理由是“美国不存在通胀”，通胀与就业成为美联储政策评估的关键指标。

　　在今年8月举行的全球央行年会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美联储开始“将对就业的忧虑置于通胀之上”，这一政策转向标志着通胀和就业共同支撑起了美联储的政策框架，是美联储政策框架演进的重要节点。

　　不过，这一政策框架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设计好的，而是在漫长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20世纪初，美国银行体系频繁遭遇挤兑潮，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联邦储备法案》，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由此成立。此时的美联储，作用是为银行体系提供资金支持，防止局部风险演变成系统性灾难。

　　然而，1929年经济大萧条爆发，美联储未能有效遏制经济崩溃。经过一系列改革，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立，标志着美联储有了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控货币政策的权力。直到20世纪70年代，聚焦就业和通胀的政策框架才开始逐渐成型。

　　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石油禁运，国际油价飙升，导致美国物价全面上涨。同期，美国部分经济政策出现失误，失业率大幅上升。这种通胀和失业并存的局面，就是滞胀。滞胀击碎了美国经济学界多年来坚守的信念，此前，美国社会普遍把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提出的菲利普斯曲线理论奉为圭臬。

　　在滞胀背景下，美国社会对美联储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稳定物价，还要保障就业。于是，1977年的《美联储改革法》正式将“稳定物价”与“促进充分就业”写入法定目标，确立了美联储的“双重使命”。

　　如果说此时美联储的“双重使命”还仅仅停留在法律文本上，那么几年后，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则真正将其深深刻印在市场记忆中。1979年，沃尔克接手美联储时，美国通胀率已经飙升至13%。为应对这一困境，沃尔克采取了大幅加息的超预期政策——将联邦基金利率一度提高到超20%，最终成功遏制了通胀，此举奠定了“双重使命”在实际操作中的基础框架地位。

　　此后，美联储逐步将政策目标量化。从20世纪90年代起，美联储随后也将2%设置为长期通胀目标的基准。就业目标则相对灵活，不过人们通常会把4%至5%视为“自然失业率”。有了量化指标，美联储的调控框架更加清晰，投资者也得以更精准地评估美联储的政策决定。

　　但是，双重目标框架存在一个严重缺陷，那就是侧重于短期经济波动，对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考虑不足。在讲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电影《大空头》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两位投资人讨论美国房地产市场是否存在严重泡沫，一位投资者引用了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的观点，不加怀疑地认为市场很健康，直到他进行大量实地走访后才确信，格林斯潘和美联储犯了严重错误。

　　这一场景正是当时美国社会对美联储盲目信任的真实写照。21世纪初，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助长了泡沫，就业和通胀的二元政策框架，让美联储无法看清逐渐累积的金融风险。最终，美联储未能在市场过度杠杆化和房地产泡沫膨胀时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同时也标志着格林斯潘一度坚信的“市场自我修复”幻想破灭。国际金融危机虽然表现为次级贷款批量爆雷，但其背后反映的却是经济形态日趋复杂与监管制度明显滞后之间的矛盾。

　　今天，经济的复杂程度有增无减。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近日在出席一场商会活动时直言，美国当前经济形势“充满挑战”，面临就业市场疲弱和通胀上升的“双向风险”。短期内通胀风险偏向上行，就业风险偏向下行，“应对‘双向风险’意味着没有无风险道路”。既要解决当下的问题，又要避免未来的风险，美联储的政策“平衡术”，难度系数越来越高，这是美国经济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文章来源：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