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特朗普第二次执政后再次挥舞关税大棒四处发动“贸易战”。上任不久特朗普就签署行政命令，自3月12日起对欧盟钢铝产品统一征收25%关税。欧盟立即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并于5月初就反制美国关税的价值近千亿欧元商品清单启动公众咨询。为化解危机，欧盟提出“工业品零关税协议”，以期换取美方撤销新增关税。然而，该协议直接遭到特朗普的拒绝，导致双方技术性磋商陷入僵局，并无实质进展。

5月23日，特朗普抨击称，“欧盟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在贸易上占美国的便宜”，并随即宣布，自6月1日起对所有欧盟商品征收50%关税。面对压力，5月25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主动致电特朗普，双方达成协议将该措施推迟至7月9日生效。

不过，白宫6月3日发布公告，以应对所谓“国家安全威胁”和提高国内钢铝产业竞争力为由，宣布从4日起将进口自除英国外所有贸易伙伴的钢铝产品关税从目前的25%上调至50%。此举遭到欧盟强烈反弹，因为这不仅将给全球经济增加不确定性，也会增加大西洋两岸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而这背后更体现了美欧存在难以调和的制度性冲突，国际财经形势也因此变得扑朔迷离。

贸易战再燃体现结构性矛盾

这次美欧贸易战的缓和与紧张交织，显示出双方各自的博弈策略。一方面，特朗普强硬施压并延续其典型的“极限施压—暂缓—再施压”谈判模式，试图在最后时刻迫使欧盟内部松动，以此助力共和党中期选举。另一方面，冯德莱恩虽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但欧盟明确拒绝在关乎财政自主与制度完整性的核心议题上让步。面对美方提出的削弱数字监管、调整增值税、放宽食品与环保标准等一揽子要求，欧盟坚持“以拖待变”战术，寄望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让步以及美国中期选举带来的策略调整。

特朗普第二任期再次引发美欧“贸易战”，既是美欧长期贸易逆差形成的结构性矛盾的集中体现，也是双方钢铝关税争端的历史延续。2018年，特朗普政府对欧盟钢铝产品分别加征高额关税，试图缩减美欧的贸易逆差。然而，美欧贸易逆差却从2019年的1777亿美元，增加至2024年的2356亿美元，五年增加了33%。虽说造成美欧巨额贸易逆差的原因有其复杂性和多边性，但此次美国采取强硬的单边主义对欧盟发起“贸易战”将是一场双输的游戏。

对于欧盟而言，如果美欧爆发关税战，欧盟的支柱行业将面临冲击。2024年，欧盟向美国出口了价值800亿欧元的医药和制药产品，关税战必将严重影响欧盟制药企业在美市场份额。其次，包含整车和零部件在内的汽车行业也会受到影响。美国也是欧盟去年第二大钢铁出口国。此外，欧盟去年出口美国的化妆品、香水、精油等产品也高达105亿美元。

对于美国而言，“贸易战”对美经济也会产生负面冲击。首先是消费者成本上升。布鲁金斯学会测算表明，若对欧盟商品全面加征50%关税，美国普通家庭年均支出将增加。其次，美国制造业竞争力也会受到影响。若整车领域也遭反制，将加速消费者转向日韩或中国品牌。第三，欧盟征收的数字税，将冲击苹果等科技巨头国际市场份额。此外，进口关税将推高商品价格，从而抑制消费和企业投资。

矛盾根源在于经济治理模式分歧

当前美欧贸易谈判双方在核心诉求上互不退让。美方的主要目标有三：一是大幅削减双边贸易逆差；二是拆除非关税壁垒体系；三是推动产业链“回流”与规则重塑。

欧盟也设定了明确且不可谈判的底线。一是坚持财政与数字主权；二是坚持对等关税减让；三是维护单一市场规则；四是强化战略自主。

美国与欧盟作为地缘政治盟友和经济伙伴，双方的贸易争端从单一商品逐步演化为经济治理上的制度性冲突。双方矛盾根源是经济治理模式的根本分歧。这些深层结构的制度性分歧，使得美欧从“价值观联盟”逐渐转向“利益竞争体”和“制度性矛盾体”，双方经济合作基础日益弱化。

历史证明，“贸易战”最终没有赢家，反而会损害世界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世界各国唯有坚持多边机制与合作共赢，全球贸易才能稳定健康地发展。

（作者分别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文章来源：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