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悠承出生于韩国第四大城市大邱，尽管外界认为那里的教育竞争压力相比首尔会小一些，但他从小就如同被上了发条，维持着学校、补习班和家之间的三点一线生活，青春期更是遭遇掉头发、失眠等问题。“从来没人夸过我学习认真，因为这些都是最基本的要求。”

苦读12年，他与理想中的大学失之交臂，最终退而求其次，进入了釜山当地的一所高校，成绩处于上游，并获得了出国交换留学的机会。然而，他始终对高考失利耿耿于怀。“目标不是考上大学，而是考上名牌大学，重点是名牌。” 金悠承告诉澎湃新闻，他的家庭为他的学业投入了大量财力，尤其是外国语高中的学费和出国留学费用高昂，父母非常辛苦。

韩国家庭普遍在孩子身上进行大量教育投资，形成了一种相当于“社会投资状态”的集体效应。韩国以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创造了“汉江奇迹”，其背后，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群体。然而，韩国前总统朴槿惠2013年上台时誓言实现“第二个汉江奇迹”，从那一年起，韩国的生育率却连续11年在OECD国家中垫底，2023年生育率一度跌至全球最低的0.72，2024年虽有所回升，但仍仅为0.75。

即将本科毕业的金悠承正在为就业备考各项资格证书，他的目标是努力工作，在自己喜欢的领域深耕，赚到更多钱，让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但谈到婚恋问题，他毫不犹豫地说：“比较排斥结婚生子，即使有一个我很爱的人。”

在韩国，学历和学阀对于在社会中受到尊重并获得成功至关重要。没有考上顶尖的名牌大学，一直是金悠承心中的一道坎。他的周围，许多高中同学出身于教授、医生等精英家庭，这样的家庭对孩子的要求异常严格。

外国语高中和自律型私立高中被视为精英高中，极大吸引了富裕中产阶级家庭和有竞争力的学生。数据显示，2024年在“SKY大学”（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入学的新生中，毕业于普通高中的仅占55.4%，其余则多毕业于精英高中。

韩国学龄人口正在直线下降，但该国以课后补习班（被称为“hagwon”）为主的私人教育行业，收入和利润却持续创新高。孩子的学习负担和父母的经济负担就像一块硬币的正反面。根据韩国统计局数据，2020年至2023年间，学生人均私人教育支出上涨了43.7%。

进入釜山的高校后，金悠承开始计划考研，立志考到首尔的名牌大学。然而，他多方打听后发现，首尔的工作压力大，作为外地人，个人能力极高才能在首尔过得稍微舒适一些。于是，他感叹道：“比起那么高压的工作环境，我还是在乡下待着更好一些。”

韩国5180万人口中，约有950万人居住在首尔。过度集中引发了各种各样的大城市病，职场竞争压力过大，使得个人分配给婚姻和家庭的时间越来越少，加之高学历、高收入者有晚婚、晚育或不婚的倾向，首尔出生率不断下降，2024年首尔出生率仅0.58。

金悠承正备考各种资格证书，这是学历之外许多企业的硬性要求。从韩国高中毕业后到上海外国语大学留学的李恃宪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对她来说，海外留学导致未能在韩国本土累积足够的实习经验、社会活动经验和资格证书，回国就业不具备优势。

韩国年轻求职者正面临12年来最严峻的就业市场。根据官方统计，2025年第一季度，20多岁后期（25-29岁）的失业人数增加了1.3万人，失业率上升了0.6个百分点。

对于女性而言，生育对职业生涯的影响是她们考虑的另一重因素。经合组织国家中，25至34岁的韩国女性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批，但薪酬的性别差距最大，女性失业比例高于平均水平。

为了缓解生育压力，韩国政府于2024年6月宣布进入“人口国家紧急状态”，并发布了包括延长休假、纳税减免、住房保障、生育养育支援等多个领域的核心政策。2024年韩国新生儿数量同比增加8300人，但专家指出，这可能是疫情导致结婚和生育推迟的“暂时性复苏”。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