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近期发动的关税战，如同一面三棱镜，将美国政治体制的裂痕、经济逻辑的悖反与社会的集体焦虑折射得淋漓尽致。这场以“扭转逆差”“制造业回流”为名的贸易战争，非但未能如愿，反而在权力失衡、政策混乱与沉重的民生代价中，暴露出美国的系统性失控。

失能的权力制衡

美国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本应平衡立法、司法与行政权，但近年来行政权不断扩张，立法和司法权愈发式微。在关税战中，特朗普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关税，国会尝试限制其权力却遭否决。最高法院也因立法者放弃职责和保守派法官的优势，难以制约行政权。

征收关税本是美国宪法赋予国会的权力，但是特朗普宣布对全球征收“对等关税”时援引的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赋予了他应对国家紧急状态时拥有广泛权力，特朗普也成为第一位利用该法征收关税的美国总统。针对此次关税战，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共和党议员格拉斯利和民主党参议员坎特韦尔共同提出了一项两党法案，希望国会限制总统单方面征收关税的权力。然而，在政治极化的现实下，这一法案根本无法实现。白宫预算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如果法案被呈交给特朗普，他将会动用否决权。

最高法院的制约机制同样失效。这与国会主动让渡权力密切相关，当立法者自身放弃宪法职责时，司法机构难以独自填补制衡真空。特朗普在任期间曾提名三名保守派大法官，让最高法院保守派和自由派法官的比例变为6比3，扩大了保守派优势，也让司法政治化趋势不断强化。保守派法官倾向于维护行政权在外交与国家安全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普遍不愿过度干预总统的贸易决策，尤其是涉及“国家紧急状态”的案件。

失落的企业与民众

近期，美国关税政策频繁反转，导致企业和民众承受巨大不确定性。关税战未能实现“制造业回流”，反而推高了进口成本，动摇了企业对美国体制的信心，加速了全球供应链“去美国化”。民众则面临物价上涨和消费情绪低落的双重打击，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情绪指数连续下降。

美国制造业高度依赖全球供应链，关税导致进口成本飙升，部分零部件价格翻倍，直接挤压企业利润空间。政策不确定性动摇了企业对美国体制和市场规则的信心，加速全球供应链“去美国化”的趋势。若无法及时调整政策、重建国际合作，这场关税战恐将把美国企业推向更深的困境。

对于大多数美国民众而言，关税的成本将转嫁到衣食住行之上。耶鲁大学的预算实验室预测，服装价格可能飙升超过60%，基础药品价格上涨约12%，食物价格预计上升2.6%。安德森经济集团估算，关税将使最便宜的美国汽车价格上涨2500至5000美元，进口汽车价格可能上涨超2万美元。物价上涨的同时，消费情绪持续低落。

恶性循环正在形成。关税政策导致企业推迟资本支出，消费者推迟大额采购，贷款人收紧信贷。这些影响相互促进，加剧经济停滞。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分析称，短期杠杆作用可能被长期经济代价抵消，损害经济根基。

特朗普的关税战是一场没有赢家的豪赌，赌注涉及美国体制的合法性、全球领导力的信誉与民众生计。三权分立制衡失效，企业与民众信任耗尽，这场危机远超贸易争端范畴。

（作者系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NGO与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文章来源：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