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郑青亭北京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期间就频繁批评美元走强，称美国面临“货币危机”，特别是美元兑日元汇率“惊人”。这引发关于第二次广场协议的讨论。对此，日本央行前行长白川方明在北京表示，从经济学角度，美国不太可能采取类似行动。

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面临财政赤字、贸易赤字和美元升值等问题。1985年9月，美、日、英、法、德五国在纽约广场饭店召开会议，要求日元有序贬值，解决美国贸易赤字。

白川方明指出，1985年日本贸易顺差达461.5亿美元，对美国顺差达350亿美元。但近年来，日本持续贸易逆差，2024年约340亿美元，而对美国仍为顺差，达680亿美元。此外，美国国债占GDP比例已从1985年的35.3%升至近100%。若美元大幅贬值，可能引发美债抛售，不利于稳定。

因此，白川方明认为，从美国角度看，寻求第二次广场协议“有风险”。但他也承认，特朗普行为高度不可预测。不过，从日本角度看，支持类似协议缺乏充分理由。

谈及日本货币政策，白川方明表示，日本央行推动货币政策正常化是合理的，目前政策利率已上调至0.5%。考虑到日本2月企业服务价格通胀达3.0%，日本央行将进一步加息，但速度未定。市场预计日本央行今年将加息两次，每次25个基点，年底达到1%水平。

他强调，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非常不确定”。因此，日本央行需根据核心通胀率变化和美国关税政策影响制定政策。

白川方明在其回忆录《动荡时代》中反思了日本经济和货币政策，批评欧美对日本经济的“肤浅解读”，认为这影响了欧美货币政策运作，甚至成为全球金融危机及“日本化”现象的原因之一。

中日两国面临相似难题

白川方明在北京的线下读书会上指出，日本与中国不仅因同处东亚有着共同的课题，在其他领域也存在诸多相似难题：

首先，两国都经历或正在经历经济从高速增长向稳定增长的过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比日本晚约30年。但高速增长不可能持续，势必放缓，面临如何顺利过渡的挑战。

其次，两国同样面临人口动态变化的挑战。日本少子老龄化导致人口减少，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近年来也出现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现象。

最后，两国都与美国发生贸易和投资摩擦。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美经济摩擦不断，汇率、商品服务市场及金融市场开放成为焦点。近年来，中美之间也上演了相似的情景。

但他强调，不主张中国完全照搬日本经验，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政治体制和社会契约。他希望中国能够平稳实现从高速增长到“新常态”的过渡。

多种因素共同造成日本通缩

日本曾经历“失去的三十年”、房地产泡沫破灭、长期通缩及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但近期，日经指数在GDP数据刺激下突破30000点大关，创下自2021年9月以来最高纪录。日本是否已走出“失落的30年”？

白川方明对日本经济持谨慎乐观态度。他认为，日本股市飙升背后有多方面原因：一是日本企业在海外市场表现优异；二是日本企业对股东分红大幅增加。但他强调，股市走势最终取决于经济增速，由于日本预期增速未增，他难以过分乐观。

谈及日本经济前景，他指出，日本央行预测2024财年日本GDP增速预期为0.5%，这是一个“合理的预测”。即便最终结果可能波动，但最重要的是，日本未来几年潜在增速就在0.5%上下，处于低迷水平。

实际上，白川方明对“失去的三十年”一词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泡沫经济崩溃后的第一个十年里，高增长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这并非“失去”，而是从不可持续状态重归可持续发展轨道。

他指出，欧美学者对“日本的教训”达成共识，认为若日本银行在泡沫经济崩溃后能迅速实施大胆货币政策，就可避免经济低速增长和通货紧缩。但全球金融危机后，很多发达国家仍经历了与日本相同的历程。

他强调，日本通货紧缩是经济问题的结果而非原因，由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包括泡沫经济破裂后的“过剩”、快速老龄化和少子化的人口结构以及潜在增长率下降。

他表示，在长期发展中，决定增长趋势的是生产效率、创新及劳动年龄人口变化等实际变量，货币政策只能平抑波动，不会影响趋势。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