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关于“垃圾不够烧”的话题热度上升。广东省垃圾焚烧发电龙头企业之一永兴股份在2025年财报中披露，去年公司垃圾焚烧项目综合产能利用率提升至约90%。这背后，来自广州兴丰应急填埋场的约160万吨存量垃圾，以及向广州市外扩大收运范围带来的增量垃圾，贡献显著。

　　另据央视新闻报道，住建部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城镇垃圾焚烧设施中，5%的焚烧炉有一半时间处于停运状态，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抢垃圾”的尴尬局面。

　　基于上述情况，有人得出国内“垃圾不够烧了”的结论，并进一步认为：这说明垃圾减量成效显著，“这是环保事业的胜利”。甚至有个别专业人士和大众媒体也附和此说，认为这标志着中国垃圾治理已走出困境。

　　这种论调听起来振奋人心，却是一种失之于片面的误读。任由其流传，可能干扰垃圾资源化处理大计推进，必须及时正本清源。

　　据多位相关专家介绍，“垃圾不够烧”的根本原因，并非垃圾总量大幅减少，而是垃圾焚烧产能过度扩张。据生态环境部2025年9月发布的数据，全国垃圾焚烧日处理能力已达114.1万吨，年处理能力约3.6亿吨，而全国每年实际产生的垃圾总量约3.2亿吨，供需明显失衡。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将“垃圾不够烧”简单等同于环保成就“不科学、不正确”。事实上，这种产能过剩导致部分焚烧设施闲置，造成公共资源浪费。据了解，中国垃圾焚烧厂多采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运营收入依赖财政补贴和电价补贴，设施闲置即意味着纳税人资金在空转。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误读还催生“垃圾不用分类”“多扔垃圾是给焚烧厂做贡献”等错误认知，直接冲击多年培育的垃圾分类社会共识。

　　值得指出的是，所谓“垃圾不够烧”并非全局事实，而是一种结构性假象。根据住建部发布的《2024年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24年我国城市与县城1129座垃圾焚烧厂年焚烧量约2.68亿吨，总体产能利用率约为63.22%，行业总体处于产能过剩状态。

　　具体来看，焚烧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城市，而大量中西部、东北地区及广大农村，无害化处理能力依然严重不足。年鉴数据显示，西北地区焚烧产能相对饱和，东南沿海则严重过剩；即便同一省份，深圳焚烧厂超负荷运行（产能利用率达103%），而粤西阳江某项目利用率仅54.2%。

　　更触目惊心的是，据央视新闻调查报道，山西吕梁、云南澜沧和湖南张家界等地接连曝光垃圾露天倾倒、溶洞堆填等违规处置问题。一面是城市焚烧炉“吃不饱”，一面是农村垃圾“无处倒”，这种结构性失衡揭示的恰恰是垃圾治理体系的短板，而非胜利的凯歌。

　　进而言之，焚烧从来不是垃圾处理的最优选择，而只是兜底手段。焚烧仅回收了垃圾的低品位热能，却伴随着不容忽视的环境与健康风险。根据联合国《国家废弃物管理战略指南》确定的优先次序，预防产生、源头减量、循环再生、回收利用均优于末端处置，焚烧属于应避免过度依赖的末端处置方式。

　　目前，中国垃圾治理正从“无害化”向“资源化”过渡，更好的局面显然不是“垃圾不够烧”，而是“垃圾不用烧”。

　　误解“垃圾不够烧”可能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在认知层面，它掩盖了城乡垃圾治理的结构性失衡，容易让人忽视产能过剩背后的规划失调与资源浪费；在行为层面，它可能消解公众参与分类减量的积极性，使多年培育的环保意识付诸东流；在政策层面，若决策者被误导，可能延缓“无废城市”建设和资源化转型的战略步伐。

　　正确应对“垃圾不够烧”这一新现象，需要从两个维度同时发力。舆论引导层面，相关专家、机构、媒体应负责任地发声澄清，切忌以片面解读博取流量，误导公众认知；应大力普及“无废城市”、绿色发展等科学理念，帮助公众建立正确认知。实际操作层面，要探索区域协同、城乡统筹处置机制，提高现有产能利用率；同时，持续研发垃圾处理新技术，提升资源化利用水平，推动垃圾治理迈向更加科学、绿色、可持续的未来。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