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经济增长中两个变量或被市场低估。

12月10日至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作为来年宏观经济政策最权威的风向标，这次会议在“十四五”圆满收官与“十五五”开篇布局的历史交汇点上，明确了2026年中国经济的工作重点。

在此背景下，新京报贝壳财经推出“首席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系列专访，深度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明晰2026年重点工作任务。本期对话嘉宾为国联民生首席经济学家兼宏观首席分析师陶川。

陶川指出，“创新驱动” “培育壮大新动能”主要集中体现在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产业升级动能等三个层面，其中在这一轮浪潮中更值得关注和期待的，是可以“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的未来产业，包括但不限于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

预计未来2026年将呈现‘长短结合、有主有次’的政策调节节奏

新京报贝壳财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在此背景下，如何评估当前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剩余空间？2026年的调节节奏如何把握？

陶川： “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相结合，标志着宏观政策框架的一次重要升级。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应对短期波动，更要兼顾解决中长期结构性问题，因此政策空间和节奏的把握有了新逻辑。

对于财政政策，关键在于“结构优化”而非总量扩张。“增强财政可持续性”是“十五五”规划中强调的内容，考虑到政府债务率的约束，预计2026年赤字率目标的调整空间有限。同时，财政支持不仅将通过预算内适度扩张实现，也将通过预算外渠道（如支持化债、优化企业债务结构等）协同发力。

对于货币政策，以史为鉴，若将“跨周期调节”纳入考量，那么降准降息的空间将更趋审慎。因此，货币政策的主要空间将体现在结构性工具的深度运用上，以支持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重点领域。同时，“金融强国”战略要求货币政策更加 “以我为主” ，这也为我们独立自主地运用政策工具应对外部环境变化预留了空间。

整体来看，预计2026年将呈现“长短结合、有主有次”的政策调节节奏。“逆周期”调节会及时响应经济波动；而“跨周期”调节将专注于化解债务结构、推动产业转型等中长期深层问题。在此过程中，也会更强调货币与财政的深度协同（如国债买卖的常态化）。

未来政策将更集中地对改善‘低通胀’环境发力

新京报贝壳财经：今年会议首次将“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怎么看待？这对普通人会有哪些影响？

陶川：持续的“低通胀”环境不仅抑制了企业利润与投资意愿，也削弱了居民的收入预期和消费动力，制约了经济增长的内生活力。因此，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将“物价合理回升”与“经济稳定增长”并列作为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实属意义非凡，标志着未来政策将更集中地对改善“低通胀”环境发力。

将“物价合理回升”纳入货币政策考量，有利于重塑市场对价格下行的预期，通过修复企业定价能力、改善企业盈利，进而刺激投资和就业，居民工资收入的基础也将更为稳固。在消费方面，稳定的物价预期能减少观望情绪，有助于释放购房、购车及服务等领域被抑制的需求，从而促进消费。最终形成“企业盈利-工资增长-消费提升”的良性循环。

在这轮浪潮中更值得期待的，是‘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的未来产业

新京报贝壳财经：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消费的根本，从短期刺激与中长期制度安排来看，哪些政策工具最能有效提升居民实际收入与消费信心？

陶川：在“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的政策指引下，可以对居民消费率进行一个简单拆分：消费率（居民消费/GDP）=（居民消费/居民收入）×（居民收入/GDP），前者反映消费意愿，后者反映消费能力。

因此，“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更多是保障居民消费能力，并非代表居民消费意愿或消费信心的真正激活。

当前政策思路关键在于采取“短期以提升意愿为核心突破口，中长期以增强能力为根本保障”的阶段性策略。主因在于，当前我国消费的主要矛盾是居民意愿仍有提升空间。我国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并未明显落后其他国家，但消费意愿却存在显著差距——主要发达国家消费倾向普遍超过90%，而我国仅为65%左右。在收入创造能力未显著落后的情况下，居民更倾向于将收入留存而非转化为消费，构成了消费率提升的关键制约。

新京报贝壳财经：会议提出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在你看来，新动能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哪些产业在这一轮浪潮中更值得关注和期待？

陶川：“创新驱动”“培育壮大新动能”的背后，并非单一的技术突破，而是一个以科技创新为根本、产业升级与市场拓展协同并进的系统工程。它主要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产业升级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