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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在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中国消费率低不等于消费不足,二者是不同问题。他指出中国消费有典型事实,如政府消费占比高、服务型消费占比低等,还分析了居民消费率过低原因,并提出解决关键在于政府和国企转变,同时提醒关注当下消费不足问题,我国提振消费需组合式政策。

“消费率低并不等于消费不足,二者是两个问题。”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在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分论坛上表示。11月6日举行的该论坛上,刘元春指出,中国消费率低,是短期、中期还是长期问题,很多人不太清楚,但若未认识清楚,就很难进行政策设计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十五五”时期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的目标。居民消费率,即居民消费支出/支出法GDP。刘元春援引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38.8%,低于同等人均GDP水平下的阿根廷(63%)、波兰(53.6%)等国家。

居民消费率要“明显提高”,意味着要达到多少?刘元春认为,消费率、投资率的转变需依据净出口率的变化,宏观动态平衡是判断最优消费率的依据。当前,中国消费率低是既定事实,2020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54.3%,而一般发达国家为80%左右。

不过,刘元春强调,还要看到中国消费中的几个典型事实。一是消费率低并不等于消费不足。我国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并不低,2000年 - 2019年,中国居民消费增速年平均为8.24%,消费为发展注入驱动力。数据显示,2024年,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为44.5%,继续发挥第一拉动力作用。二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政府消费占比较高,居民消费占比较低。三是中国实物消费不少,但服务型消费占比低,目前只有约25%。

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刘元春表示,这不是简单短期现象。核心原因有多方面,边际消费倾向低是原因之一,基尼系数偏高也可能导致国民边际消费倾向变低。更重要的因素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较低。数据显示,我国居民部门占比60.6%,较世界平均水平低5.5个百分点。同时,政府在转移性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不充分、不均衡,也导致消费抑制现象。此外,居民的住房投资挤占消费支出空间,保障性住房供给不足,也制约了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

因此,刘元春表示,解决消费率过低的关键在于政府功能和国有企业内生性投资转化体系的改变。政府要从投资型转向服务型,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和保障性住房提供更多消费基金,国有企业要加强利润国民分享。关注当下的消费不足,刘元春提醒,当前我国消费存在短期问题,如消费不足加剧、工资分配低于名义GDP增长速度等。我国消费增速逐步回落,出现供给与需求缺口,需要适度消费刺激填补。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1015036亿元,同比增长5.2%。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65877亿元,同比增长4.5%。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575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4.6%。刘元春表示,我国提振消费需要组合式扩消费政策,并提出7大具体建议,如关注短期消费不足和修复、测算消费缺口等。当前我国消费政策已全面启动,由于消费缺口较大,短期刺激可加码,中长期不足需结构性改革支持。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