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外资联通国内国际，对稳增长稳就业、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支撑作用。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并明确提出帮助受冲击较大的外贸企业，强化融资支持，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优化出口退税政策，高水平建设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怎样看待我国外贸外资发展形势？如何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本期“对话经济学家”邀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赵忠秀进行深度解析。

外贸表现超预期且韧性十足。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的总体表现可以说是超乎预期，稳步前行的同时充分展现了韧性。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21.79万亿元，延续增长态势，同比增长2.9%。6月单月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5.2%，其中，出口额同比增长7.2%，体现了较强外部抗压能力。

从贸易伙伴结构看，与南方伙伴的贸易尤其亮眼。我国与非洲双边贸易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最高纪录，上半年对非洲进出口1.18万亿元，同比增长14.4%，约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5.4%。其中，对非出口增长表现尤为突出，增速为23.0%。东盟依然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东盟进出口总额3.67万亿元，同比增长9.6%；欧盟则紧随其后，对欧进出口总额为2.82万亿元，同比增长3.5%。

从进出口商品结构看，优化升级趋势非常明显。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8万亿元，增长9.5%，占出口总值的60%，较去年同期提升1.2个百分点。其中，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关的高端装备增长超两成，代表绿色低碳的“新三样”产品增长12.7%。工业机器人、电动汽车、船舶、工程机械等高技术、高附加值、引领绿色转型的新兴产品领跑出口增长，为外贸稳定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当然，我们还是要充分估计外贸发展面临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当前整个国际经济形势并不好，尤其特朗普挥舞“关税大棒”，对全球贸易秩序造成很大冲击，外贸出口节奏、履约周期等都受到一定影响。我国稳外贸的政策需继续发力，市场多元化策略应该更加普及。

记者：为什么在国际经贸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我国外贸依然实现了逆势增长？

赵忠秀：这些外部挑战确实存在，但正如刚才所说，上半年外贸数据展现了我国对外贸易的韧性和潜力。我国贸易伙伴结构正在积极调整，出口商品本身的竞争力在提升，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是重要保障。这些综合因素共同支撑了外贸在复杂环境下的逆势增长。

记者：您刚才提到贸易伙伴的情况，我们也关注到，2024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占我国进出口总值比重首次超50%。其中，对东盟进出口增长9%，我国与东盟连续5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这意味着什么？

赵忠秀：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份额逐步增长，这是双方产业体系合理分工、产业链条延伸扩展的成果，反映了我国外贸“朋友圈”在不断扩容。其中，非常抢眼的是东盟，双边贸易合作不断深化，产业链合作更加紧密，可以说是外贸发展的一个稳定因素。

外贸“朋友圈”的扩容既是开放政策的成果，也是我们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形成更为公正合理国际规则的助力。巩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合作良好态势，需要更加深度参与全球规则体系重构，提升我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减少贸易壁垒，为外贸发展创造更稳定、可预期的规则环境。

服务贸易有望成为关键增量。这些年我国服务贸易取得长足发展，展现出强劲的上升势头，2021年至2024年同比增长率连续4年超10%。服务贸易发展过程中值得关注的还有结构升级的趋势。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是衡量服务贸易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2024年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约2.9万亿元，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额呈现39.3%的快速增长，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额增长12.2%。

我认为，服务贸易未来的发展空间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制度型开放为服务贸易提供新动能。另一方面，服务贸易结构将持续优化。伴随数字赋能和创新驱动，知识密集型服务的优势有望持续提升，未来在金融、知识产权等高附加值领域有广阔增长空间。

记者：面对上升的外部压力，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大稳外贸政策力度，支持企业稳订单拓市场。在您看来，应怎样打好政策“组合拳”，助力外贸稳量提质？

赵忠秀：助力外贸稳定发展，需构建高效政策协同体系，双管齐下强化金融支持，积极拓展多元化市场，内外贸融合提供缓冲，以技术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快发展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这套“组合拳”的最终目标是以体系化的政策支持稳住外贸基本盘，同时在产业动态升级中实现出口产品质的有效提升，筑牢外贸发展的根基。

记者：内外贸一体化对企业应对外部挑战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推动这一策略，助力企业“破壁突围”？

赵忠秀：我们推动内外贸一体化，一个重要因素是为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由于客户需求、消费习惯不同，国内和国外市场产品所适用的标准存在一定差异，需要针对不同市场的特点进行调整。外贸企业在出口转内销过程中，主要面临生产运营成本和信息获取等交易成本较高的问题。政策应聚焦这些方面发挥作用。

外资优化布局深耕中国市场。观察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需放在全球资本流动的大背景下看。2023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受全球经济放缓和地缘政治影响整体处于收缩态势，同年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约1630亿美元，同比下降约14%，这与全球趋势基本一致。但需要强调的是，中国2023年的引资规模处于近10年的高位水平，说明跨国公司在持续优化布局、深耕中国市场。

再看商务部公布的2024年数据，传递出几个明确的信号。市场信心方面，全年新设外资企业超5.9万家，同比增长9.9%，是跨国公司用实际行动给中国市场的“信任票”。行业结构方面，外资正在加速流向高附加值行业领域，尤其是医药制造业和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来源地结构方面，在欧洲整体对华投资趋缓的背景下，西班牙对华投资快速攀升，增长131%，德国和瑞士也保持正增长，亚洲的新加坡对华投资增长11%。

记者：从今年2月发布的《2025年稳外资行动方案》到《政府工作报告》的相关部署，我国引资稳资力度明显加大。我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实现“清零”，逐步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这些都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赵忠秀：这说明制度型开放进一步深入到更复杂的服务业开放领域，并且欢迎外资参与我国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的进程中，反映出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心。政策明确鼓励外资投向生物医药、云计算、养老医疗等新兴服务业，允许外资用境内贷款做股权投资——相当于给跨国公司在华创新“插上翅膀”，为境内外企业营造平等的创新竞争环境。

高水平开放为全球经济注入新动能。我国的自贸试验区建设从2013年破题到现在，已经走过10多年，开放水平越来越高，成为稳定外贸外资的关键阵地，在应对外部环境波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意见》强调的“首创性、集成性探索”，是要聚焦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制度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实现协同开放，把自贸试验区打造成制度型开放的战略支点。

记者：美国今年以来的关税政策对我国外贸外资有哪些影响？您怎么看待未来的国际经贸环境？

赵忠秀：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不只是简单增加了出口企业的税负，更关键的是通过成本传导、市场不确定性蔓延、全球供应链连锁反应三重机制，对我国外贸形成复合冲击。面对这种不确定性，各国纷纷倾向于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形成负面反馈循环。复杂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企业面临近年来少有的严峻考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亟需用好稳外贸政策工具箱主动应对的原因。

但是，大国之间的“全脱钩”既不现实也不可持续。虽然部分国家可能推行所谓的“去风险”主张，减少从我国进口，但企业在全球布局生产和销售以获取利润最大化的底层逻辑是不变的，而这正是驱动全球价值链体系形成的根本。从这个角度上讲，经济全球化进程是大趋势，逆全球化是短期的，真正的方向还是合作共赢。

（文章来源：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