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如大马车般拉动中国经济，690多座城市崛起，9.4亿人进城，27座万亿城市承载超四成经济体量。时隔十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再召开，城市化率近70%，速度放缓，从“快速增长”转向“稳定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守英指出，现代城市本质是秩序文明，未来核心在于构建现代城市秩序。城市化早期野蛮生长后，将进入“人民城市”理念下的成熟发展期，城市需更成熟，成为让人心仪之地。

刘守英认为，“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日常成为城市充实内涵的重点，“人民城市”也应是进城农民的城市，应让他们享有同等的城市权利。他五年前曾判断“十四五”时期中国城市将划出“生死线”，诸多预测已得到印证。

进入稳定发展期，中国城市的发展机会在哪里？该如何解决眼下的种种“阵痛”实现平稳转型？刘守英认为，快速的城市化和慢下来的城市化，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现在从快走向慢，意味着我们处在一个转折期，必须找到未来的方向。

刘守英指出，过去几十年，中国老百姓积累的财富就是房子，这种财富效应其实寄托于城市快速扩张的预期。现在看来，这个财富效应会缩水，大家对房地产的投资预期也变了。同时，政府运营城市的模式也面临挑战，卖地收入下降，市政建设资金来源出现断档。

刘守英表示，稳定发展期不能再“搭框子”，必须要“装东西”。关键是要认识和理解稳定发展期本身的特点，作出适应性调整和转变。首先要从“土地本位”转向“人的本位”，第二要从解决“总量问题”转向解决“结构问题”，第三必须从原来“增长主义”理念下的重增长，转向“人民城市”理念下的重内涵。

刘守英认为，“稳定发展期”仍然是一个发展期，到目前为止，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还有差距，“两率”合一的话，还有很大增长空间。城市发展还是中国经济的动力源，城市更新、城乡融合、产业升级，都是增长。

刘守英指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关键是要真正落实“人民城市”的理念。城市的“人民”，包括原来在城的人和进城的人，落实人民城市理念，就是要解决这两类人的人民主体性的问题，保证每一个在城的人的基本权利。

刘守英认为，进城农民应拥有成体系的城市权利，享有和本地城里人同等的城市权利。当务之急应加快人民城市建设权、平等的就业权、成体系的在地化教育权利、居住权以及城乡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一体化等方面的突破。

刘守英建议，从一个旧模式转到一个新模式，一定要找到正确的转型方式，实现平稳过渡。在稳定发展期，土地应该继续发挥增值功能，来促进城市平稳转型。城市更新一定是以提高城市价值为目的，土地价值的不断提高，是我们在稳定发展期和城市更新阶段的最大秘密（武器）。

刘守英表示，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最重要的是构建城乡连续体，实现城乡融合。当前都市圈没有辐射能力，“圈”里的特大城市发展得不错，但它不辐射带动周边，龙头作用没有体现出来。未来构建城乡连续体，必须“消地扩县”，重构“省会城市-县级城市-部分乡镇-部分村落”的连续体。

（文章来源：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