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时报记者张智北京报道

　　在当前外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内需正勇挑经济增长大梁。然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秦聪指出，当前我国面临财政收入下滑的局面，意味着需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精准高效利用。

　　“我国已实施近二十年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政策效应逐渐减弱。长期以投资为政策重点，其收益正逐渐下行，当前或迎来以消费为主导的转型期。”秦聪表示。

　　对此，财科院原院长刘尚希强调，投资与消费应相辅相成，尤其是政府投资与政府消费需形成合力。

　　“积极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在支出上，且越来越依赖于地方支出扩张。仅地方支出扩张，才能将积极的财政政策落实。但1-4月数据显示，中央支出增长9%，地方支出增长仅为3.9%，地方支出扩张力度远不及中央。需进一步体制改革和积极财政政策来实现。”5月24日，刘尚希在CMF论坛上表示。

　　地方财政扩张力度不足

　　我国基建曾享誉全球，基础设施总里程占全球2/3，高速公路占全球45%，地铁占全球13%以上，5G基站占全球60%多。

　　然而，部分投资项目，如中西部机场和高速公路，因客流量不足无法覆盖盈亏点，导致亏损，在当前财政收入紧张下不宜重点投入。

　　因此，近年来《政府工作报告》将消费置于重要地位。

　　刘尚希表示，投资与消费是一体两面，均为短期需求。扩大内需需同时扩大消费和投资。政府更多涉及投资支出，消费支出则为转移性支出，属结构性问题。

　　从经济循环角度看，投资与消费应相互促进。政府投资可促进民间投资，政府消费可促进公共及私人消费。政府投资、消费、支出在宏观调控时作用显著。

　　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也表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投资需注重人的投资，消费利于人力资本发展。

　　“政府投资与消费应统一，以人为中心，从人需求出发。现实中政府投资多源于项目本身，若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转化为政策逻辑，政府支出应围绕人需求。”刘尚希表示。

　　如教育、健康、养老、流动等人的需求，人口和产业集聚变化，考虑人需求可明确投资与消费重点。

　　他认为，政府投资消费需形成合力，理论上转向人本逻辑，实践中推动市民化。

　　刘尚希还指出，当前财政面临三个“不等式”：地方财政支出大于全国财政收入；对地方转移支付大于中央本级收入；地方债务大于中央债务。反映宏观调控依赖地方，地方支出占比大，一般公共预算占86%，加基建预算达90%。因此，积极财政政策需地方支出扩张。

　　“宏观调控需大量转移支付地方，若地方财政支出效率低，宏观调控效率也受影响。85%在地方，15%在中央，比例过低。我认为应50%在中央，增强宏观调控信心。需调整比例关系。”李迅雷表示。

　　财政政策仍有空间

　　当前，我国面临内需不足、外需不稳，特别是特朗普2.0关税战打响，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冲击。

　　因此，政策调整至关重要，以夯实增长信心。

　　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杨瑞龙表示，当前宏观经济背景下，财政政策效果优于货币政策。

　　“当前物价低迷，中美利差大，降息空间有限。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下，融资成本非企业投资决定因素，而是企业未来预期和信心。因此，财政手段快捷有效，可提振投资和消费信心。”杨瑞龙表示。

　　为防止低效投资，应设黑名单制度，让资金投向高效部门。同时，消费制约确实存在，需通过财政政策让消费“慢变量”变“快变量”，在财政中刺激消费，投资和消费同时发力，出台短期有效政策，刺激需求，实现经济稳定可持续增长。

　　“可通过财政支出政策刺激投资和消费，包括扩大财政赤字，如基础设施投资、消费补贴、社会保障、失业补贴等，我国仍有空间。”杨瑞龙表示。

（文章来源：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