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需稳妥应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挑战。近期，金融监管总局年度监管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加速推进中小金融机构改革，以有效化解风险。会议要求，通过上下统筹、分工包案的方式，凝聚各方力量，全力处置高风险机构，推动治理体系重塑、管理模式重构及业务布局重组。针对中小银行如何坚守风险底线、弥补风险防控短板等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多位业内人士。

破解难题，助力改革深化

近年来，农村中小银行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农信系统面临的挑战也日益凸显，这背后反映出部分中小银行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的持续下滑。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汪雯羽指出，相较于大型金融机构，以农信机构为代表的中小银行盈利模式相对单一，高度依赖存贷息差。在普惠市场利率下行趋势下，农信机构净息差大幅下滑的速度远超同业，严重制约了其经营发展。

农信系统风险问题突出，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农商银行服务的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抗风险能力较弱，导致不良贷款率持续处于高位，且与同业差距不断拉大。此外，在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定期评级中，农信系统高风险机构数量众多，面临区域性风险时缺乏足够的化解能力。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叶银丹表示，农村中小银行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愈发显著。从内部看，省联社管理体制与权责关系尚未理顺，难以适应新形势下机构管理与服务农信机构的现实需求。从外部看，农信社普遍面临大型银行下沉等外部挑战，亟需通过改革化解难题，增强自身实力。

叶银丹进一步指出，过去农村金融机构各自为战，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与协同，导致金融资源浪费和市场覆盖空白。省联社改革通过整合地方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实现资源共享、业务协同，提高整体市场覆盖面，有助于提升运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促进农村金融服务的均衡发展。

一省一策，推动差异化发展

我国农信系统的改革历程，也是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不断向前、向上的发展史。金融监管部门强调，在改革方面要坚持“一省一策”“一行一策”“一司一策”的原则，避免“一刀切”。近年来，四川、广西、海南等地已明确改革路线和方案，另有多地正在加快推动改革进程。

汪雯羽表示，2022年以前，多数省份实行省联社管理模式。然而，在乡村金融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省联社管理模式存在的制度缺陷开始暴露。从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开始，政府部门在多个重要文件中均提及省联社改革，各地开始按照“一省一策”的方式结合本省农信机构发展实际情况进行改革。

在“一省一策”的指引下，2024年多地省联社改革模式呈现多样化趋势。主要包括“统一法人”模式、“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和“联合银行”模式等。这些模式各有特点，但改革的首要目标和模式选择依据仍是化解风险。专家指出，省联社改制孰优孰劣难以一概而论，但如何平衡社会目标和商业可持续性，是农信系统必须深思熟虑的关键问题。

夯实主业，防范金融风险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中小银行改革化险工作，尤其是对少数高风险中小银行相对集中的省份，稳妥推动农信社风险化解。汪雯羽强调，在中小银行防风险的背景下，无论采取何种改制和化险途径，夯实主责主业仍是防风险的重要保障。农信系统与生俱来的支农支小、服务“三农”的使命不可逾越。

强主业建设是农村金融机构长远发展的核心任务。农商银行、农村信用社等中小银行应聚焦服务地方经济、支持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建设。这是与其他金融机构的显著区别。《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4）》指出，要加快推进高风险中小银行相对集中的省份制定并实施改革化险方案，推动中小银行回归本源和主业，立足地方开展特色化经营。

为了扩大信贷投放、全面服务地方经济，中小银行需尽快破除授信难题，让更多“无贷户”享受金融发展成果。在广西等地，一些银行机构和税务部门加强银税互动，通过获取小微企业纳税和经营情况强化信贷供给。此外，还有部分农商银行加快实施“整村授信”工程，通过进村入户采集信息和数字信息建档的方式发放贷款，逐步扩大普惠金融覆盖面。

叶银丹表示，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环节。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的信用体系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中小金融机构需与政府、社保机构等部门合作，建立和完善农村地区的信用评估机制，并推动数字化信用体系建设，为金融机构提供更为精准的信用评估工具。同时，在中小金融机构的运营过程中，要强化金融风险意识，特别是在信贷投放、资产管理等领域，必须采取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

（文章来源：经济日报，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