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今年首期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正式发行，市场期待已久的第二轮国有大行注资拉开序幕。去年，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刚刚完成一轮5200亿元的“集体补血”，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得到夯实。外界普遍预计，今年这轮注资将落到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身上。

　　受访专家表示，参照历史效率，本轮注资预计三季度末前完成资金划拨，将平均提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约0.6个百分点，不仅可以提升国有大行抵御房地产、地方债务等风险冲击的能力，还能以财政信用撬动4万亿元信贷增量，为高质量发展筑牢金融基础设施。

　　注资对象为工行、农行？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拟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资本。

　　紧随其后，财政部也于4月发布通知称，拟分别于5月22日和6月12日发行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期限分别为5年和7年。

　　事实上，这已是国有大行迎来的第二轮资本补充“大礼包”。

　　首轮国有大行资本补充于2025年已完成。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行5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行补充资本。随后，在财政部统筹下，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形式，募集资金合计5200亿元，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这轮注资的“股东天团”既有财政部，也有中国移动、中国船舶、中国烟草及其子公司等央企。其中，财政部认购金额为5000亿元，其余央企股东认购金额合计200亿元。

　　有了去年注资的先例，市场普遍认为，在第一轮中暂未“出场”的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极有可能成为本轮注资的主角。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对南都湾财社记者表示，此轮注资对象确为工商银行与农业银行。依据政策延续性与监管逻辑，2025年首轮5000亿元特别国债已定向补充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资本，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作为仅余的两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其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监管底线分别高达9.5%与9.0%，且工行因晋档G-SIBs第三组面临更严资本要求。财政部2026年预算明确3000亿元注资规模，与“分期分批、一行一策”原则完全契合。

　　“市场预期及官方表述均指向二者为唯一合规标的，政策闭环意图清晰。”田利辉认为。

　　今年3月份，工商银行董秘田枫林曾在业绩发布会上提及注资一事。其表示，投资者都非常关心核心一级资本补充问题，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拟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资本，具体的情况请以工商银行正式公告为准。

　　预计多久会落地？

　　本轮注资多久能完成？答案或许就藏在去年的经验里。

　　从时间脉络来看，四大行于2025年3月30日发布定向增发募资公告，至6月13日，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两家官宣定增募资已完成；6月17日、6月23日，邮储银行、建设银行也先后完成定增。可见，从定增募资公告发布到真正落地，时长共计两个半月左右。

　　“预计三季度末前完成资金划拨。”田利辉分析称，去年首轮注资从2025年3月底预案发布至6月下旬资金到位，仅用70余日，印证机制高度成熟。当前流程已进入实操阶段，5月22日首期5年期国债发行，6月12日将完成7年期招标，后续需履行定增公告、监管审批等程序。

　　他表示，参照历史效率，结合财政部“快速落地”导向，6月定增预案披露、8月监管核准、9月底前注资到位的节奏符合政策逻辑，既可衔接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安排，又能及时释放信贷空间支撑“十五五”开局。

　　对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影响多大？

　　若注资对象为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此轮注资将对二者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产生多大影响？

　　资本是国有大行赖以持续经营的“本钱”。无论是国际的巴塞尔协议还是国内监管规定，均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设定了明确标准。目前，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邮储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监管“红线”分别为9.5%、9%、9%、9%、8.5%和8.0%。

　　财报显示，在去年获得注资后，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邮储银行去年末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较2024年末提升了0.33个百分点、0.15个百分点、1.19个百分点、0.97个百分点。

　　一季报显示，截至2026年3月末，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3.26%、10.80%，此轮注资后将提升多少？

　　田利辉预计，此轮注资将平均提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约0.6个百分点。他分析称，3000亿元注资可撬动4万亿元信贷空间，对应资本充足率增幅与银行风险加权资产规模直接相关。结合现有风险加权资产，若按3000亿元均等分配，结合2025年注资效果，工商银行或升至13.7%-13.8%，农行或达11.3%-11.4%。

　　“需注意，此增幅虽低于部分中小银行，但对资本体量庞大的国有大行而言，0.6个百分点已显著增强其服务国家战略的信贷承载能力。”田利辉强调道。

　　“输血”背后还有哪些战略考量？

　　对于银行来说，补血通常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内源性补充，即银行通过提升盈利能力“自我造血”；另一种是外源性补充，相当于“外部输血”，主要方式有定向增发、永续债、二级资本债、特别国债注资等。当“内部造血”力有不逮时，“外部输血”就成为重要途径。

　　近年来，随着净息差持续走低，银行盈利承压。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商业银行平均净息差下探至1.40%，较2025年下降了2BP。

　　田利辉认为，发行特别国债为国有大行注资，可破解银行内生资本补充瓶颈。在净息差收窄至1.40%的背景下，外源性注资缓解了银行盈利承压与资本扩张的矛盾。

　　但他同时认为，此举是财政与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的制度性创新，超越传统“救急”逻辑。背后的战略价值不仅仅是破解内生资本补充瓶颈，还体现在强化金融体系韧性，通过前置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提升国有大行抵御房地产、地方债务等风险冲击的能力。此外，可精准服务国家战略，以财政信用撬动4万亿元信贷增量，定向支持科技、绿色等关键领域。

　　“这是将短期政策工具转化为长期制度安排，为高质量发展筑牢金融基础设施。”田利辉表示。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