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临港新片区正式宣布将每年5 月的第三个星期六固定为“上海临港人才日”。并公布了新片区引才的最近成就：自挂牌六年以来，临港累计引进各类人才超17 万人，年均增速达65%，连续六年获评“中国年度最佳引才城市”。这一亮眼成绩的背后，折射出临港在人才战略上的前瞻性布局。随着引才规模持续扩大，如何将数量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成为新的时代命题。

　　城市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如何理解临港在人才工作上取得的成就？当下，如何让人才“引得来、留得住”？如何将“投资于人”的政策红利真正落地转化为城市发展的持久动能？5月19日下午，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临港集团和世纪朵云共同主办的“理润申城理论临距离”主题理论对话活动邀请社科专家，为临港人才生态建设与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深度剖析新时代人才工作的核心命题。

　　投资于人关键是“生态留人”

　　“传统开发区竞争已从依赖土地和税收优惠，转向以人才生态为核心的差异化发展路径。”这是复旦大学全球科创人才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姚凯在演讲中反复强调的一个判断。他指出，投资于人已不再是早期意义上的民生保障问题，而是升维为一种战略性资本投资。从这一视角出发，临港的竞争逻辑随之转变，“不能仅仅招来项目，还要同步考虑人才公寓在哪里、国际化社区在哪里、人才服务和生态在哪里。”

　　他还提到，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驱动力量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发展动力也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两者不是非此即彼，而是深度融合的共生关系。临港现有的制造业基础和新型基础设施，恰恰为投资于人奠定了独特的物质条件。

　　关于人才评价，姚凯引用了西湖大学施一公校长的做法加以说明，学校不再查篇数，而是看老师在国际同行眼中是否在做真正重要的事。他认为，从以数为据转向价值导向的人才评价改革，才是破除“投资于标签”怪圈的根本出路。在谈及未来人才形态时，姚凯教授援引世界经济论坛的数据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将导致全球9200万个岗位消失，同时新增1.7亿个新岗位，但劳动者中近四成的现有技能将在五年内过时。这意味着，人才培养必须从掌握工具转向驾驭复杂系统，从阶段性教育转向终身学习。

　　姚凯直言，临港在人才生态建设上面临四大挑战。其一是“重硬轻软”的资源配置惯性。投资于物立竿见影，而投资于人见效慢、回报周期长，或许会导致软件投入长期不足。说起来“投资于人”很容易，但做起来要改变观念；其二，平台建设面临“人物错位”困境。一些地方建了重点实验室，却没有同步引进人才；有的地方引进了人才，却没有相应的载体空间。大科学装置和中试平台对小微创业者的开放共享机制也尚不顺畅；其三，“标签化”的评价激励困境。“破唯标签论”之下仍存在“越破越唯”的现象，评价体系对真正能解决产业痛点、形成可转化成果的价值贡献，还没有给予充分体现；其四，能力培养存在“人物时差”。人工智能设备等“物”的更新速度远快于课程体系等“人”的适应速度。

　　姚凯指出，破解这些难题需要构建“人才全生命周期”的精准服务闭环，也需要推动产教融合从“物理连接”走向“化学连接”。

　　“技术与资本的聚集”是发展标尺

　　“科创高地有没有建成，要看两类人有没有高度集聚：一个是科学家，一个是资本家。”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上海市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强开门见山，用这句话为临港的创新发展设定了标尺。他指出，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固然重要，但做得出来还不够，还要看能不能卖得掉。产品和服务能否引起全球市场的共鸣，资本会不会追捧，才是检验创新生态成色的最终考验。

　　“临港培育新质生产力，需要加快构建新型生产关系。”

　　这是陈强教授对临港下一步发展的核心判断。他认为，这一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个循环的运行质量及其相互之间的互动效率。第一个循环是科技创新，核心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第二个循环是产业创新，关键是科技、产业、金融的融合发展。两个循环之间，还需要一个高效的区域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作为链接。他以马斯克的SpaceX为例说明产业创新循环的新范式：即通过宏大的愿景召唤世界一流科学家和具有高耐受力的耐心资本，以极高的容错率不断积累经验，最终实现火箭发射效率、成本控制、精准性的全面跃升。在他看来，这种要素汇集方式已经与过去大不相同，临港必须认真研究。

　　在平台开放层面，陈强通过企业调研发现，许多创业者认为临港大科学设施“很神秘很高大上”，与自身发展关联不大。他以手机应用作比喻：“无论后台技术多么复杂，用户看到的始终是简洁易用的操作界面——这就是'用户界面'的价值。”因此，如何让平台支撑功能向中小微企业和青年创业者充分开放，同样需要精心设计这样的“服务界面”。

　　在政策感知层面，陈强教授认为政策的“知晓度、覆盖面、可及性、满意度”这12字可以成为标尺。他认为，临港政策供给的节奏在加快，但也需要换位思考，从政策对象的视角审视政策是否真正被感受到、被用到。

　　“含青量”直接决定“城市活人感”

　　“我们应该用实实在在的政策，而不是画大饼，来回应青年人的需求。”上海社科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研究员薛泽林认为，投资于人，除了是发补贴，更重要的是把青年人作为一种战略核心资产。

　　薛泽林从三个维度提出衡量政策是否真正“含青”的标准。含青量（有多少宏观政策考虑到了青年人的现实处境）；惠青兑现度（有多少政策能够落地，没有隐性附加条件）；城市活人感（青年人在这座城市里是否感到被尊重、有参与感，是否能以“活生生的个体”身份出现在城市治理的舞台上）。

　　演讲中，薛泽林以翔实的数据呈现了上海乃至全国青年发展面临的深层压力：上海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为0.66，近三年持续处于全球超大城市最低水平；中国现在面临人口未富先老的社保压力、消费活力困境，以及一旦形成就难以逆转的“不婚不育”趋势和扩散效应。与此同时，自然科学家发明创造的最佳年龄段恰恰集中在25至45岁。这一矛盾，决定了吸引并留住外部青年人才的战略意义。

　　他也指出，当前政策推进面临一个体制性困境：在政府考核体系中，“投资于物”有看得见的政绩，“投资于人”却难以量化，导致许多地方政府不知道该如何落地“投资于人”。

　　针对临港的具体情况，薛泽林提出四条路径。一是立足“制度型开放”，打造全球青年的“自由港”。利用临港在金融和数据政策方面的先行优势，建设“全球数字游民超级社区”，探索“海外青年直通车”，让临港成为全球青年进入中国的第一站；二是依托“前沿产业集群”，提供世界级造梦场景。将临港大科学装置的使用机会部分开放给青年创业者，发布世界级应用场景；三是重塑“湖海生活方式”，构建反内卷的活力场。临港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优质的自然环境、日趋完善的教育医疗配套，是吸引青年的天然优势。他建议通过内容营造和话题运营，让临港在青年群体中形成鲜明的生活方式标签，吸引更多人主动了解和向往。

（文章来源：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