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锐

　　商务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去年录得了超过1.83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出口总额并且产生了5763亿元贸易顺差的基础上，今年前两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规模达到约2483亿元，实现顺差收入102亿元，同时出口增幅比进口增幅高出10.8个百分点，显示出我国知识与技术创新红利正朝着全球加速辐射与外溢。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包括数字技术、研发设计、金融法律、知识产权等产品对外贸易，作为新型服务贸易，相对于运输、建筑、旅游等传统服务贸易，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不仅是一国服务贸易结构优化的最重要指标，也代表着一国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强度与力度，最终映衬出的是一国经济在国际舞台的竞争力。

　　当今世界，贸易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甚嚣尘上，地缘政治冲突日益加剧，传统货物贸易面临关税壁垒和需求萎缩的双重打击。相较于看得见摸得着的商品，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具有特定的“抗关税”属性，更难被传统的关税壁垒所阻挡，与此同时，在数字化浪潮下，云计算、AI大模型、跨境数据流动更容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突破国界，从而在目标国家与地区衍生出本土服务与跨国增值，具有惊人韧性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因此被视为越障破隘的新生力量。

　　当前国际竞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发达经济体通过将自身技术路径固化为国际标准，形成全球市场的强路径依赖，后发经济体要么支付高额专利费接入现有体系，要么自建标准但面临全球市场不兼容的困境。基于此，在人工智能基础框架、电子设计自动化、工业操作系统等领域，我国必须加速推动将自主知识产权转化为国际标准，以提升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与此同时，要推动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从“跟随者”向“领跑者”转变，实施系统性、多维度的突围战略。

　　其一，要打破服务与制造的边界，做大做强生产性服务规模，进一步夯实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产业基础。一方面，支持装备制造商向“产品+服务”的系统集成商转型，如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光伏、无人机在出海时不仅出售硬件，还应捆绑出售软件即服务、远程运维、数据分析和电池回收管理等增值服务，同时鼓励企业将在国内数字化工厂的成熟解决方案打包输出，将“中国智造”的管理经验转化为可出口的服务产品。另一方面，实施“服务贸易创新示范工程”，针对半导体、生物医药等战略行业，搭建国家级知识产权运营平台和研发众包平台，并通过“揭榜挂帅”机制，鼓励科研机构将技术成果通过国际技术许可的方式出口，提升知识产权的海外授权收益。

　　其二，以“标准与品牌”引领规则制定，提升国际话语权。在知识密集型服务领域，技术标准即话语权。要想让中国的数字服务、工程建设、中医药等知识密集型产品走向世界，政策关键指向就是要实施“中国标准走出去”专项行动，包括聚焦数字贸易、绿色低碳、智慧物流等新兴领域，率先将国内成熟的团体标准、企业标准推向国际，尤其是依托“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智慧城市、数字支付、轨道交通等领域，推动中国标准与当地标准互认，甚至主导制定国际标准。

　　其三，对标高标准经贸规则，精准优化政策生态。针对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在数据流动、资金结算、人员往来等环节具有高度敏感的特点，可首先探索“数据跨境流动”的压力测试与便利化，在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建立“数据跨境流动白名单”机制，对于不涉及国家安全的非敏感数据，允许便捷流动，同时发展“国际数据服务”业务，鼓励企业在海外建立数据中心，提供数据清洗、标注服务出口，与此相策应，畅通国际人才要素流动，进一步放宽对国际高端人才、技术专家的签证和居留限制，同时简化中国服务企业外派人员的出入境手续，允许企业更灵活地在海外项目国雇佣本地人才。

　　其四，要开拓市场蓝海，构建多元化全球布局。传统的欧美市场竞争激烈且壁垒高企，而新兴市场存在巨大的“数字鸿沟”和“基建需求”，这是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的蓝海。因此，可瞄准“一带一路”数字化升级地带，在港口、铁路建设领域，输出“智慧港口管理系统”“高速公路收费系统”和“电子政务解决方案”。与此同时，挖掘“文化+科技”新出口增长点，鼓励游戏引擎、渲染技术、虚拟现实制作等“技术工具”类服务的出口，支持动画制作、工业设计外包服务向欧美高端市场渗透，利用中国工程师红利，承接高附加值的研发外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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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