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部长篇小说改成60集剧本，过去要10到15天，现在大概5天就能完成。”在粤港澳超高清数创产业园一间开放式办公区内，深圳繁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曾繁煜盯着屏幕上不断生成的分镜画面，对记者给出一组对比。话音未落，他又补充了一句更具冲击力的判断——“分镜以前要逐帧设计，现在几十秒就能出，效率是几十倍级”。

　　这家于2024年年底入驻OPC平台的内容公司，目前已从最初的单人起步扩展至10人团队，完成近百部传统动漫及多部AI动漫短剧制作发行，并与阅文、红果等平台建立合作关系。在办公区内，图像生成、视频合成与后期处理被压缩在同一套系统中运行，超清处理、去水印、去字幕等流程被一键调用，传统制作链条中分散的工序被重新整合。

　　“以前靠传统技术做内容，现在通过大模型，可以把想法直接转化为接近影视级的作品，这是一个质变。”曾繁煜向记者表示。对这位从房地产工程管理转向内容行业的创业者而言，变化并不只是效率提升，而是生产方式本身的切换。

　　当“创意—制作—发行”被压缩进一套AI工具体系，原本依赖多工种协同与重人力投入的内容生产逻辑开始松动。门槛下降与效率跃升同步出现，而围绕组织形态、资源连接与商业化路径的一整套行业运行机制，也随之进入重构区间。

　　做内容不再拼人手，开始拼AI了

　　从房地产工程管理转向AI内容创业，曾繁煜的路径并不典型，但其选择背后的逻辑却具有一定共性。

　　“我本身喜欢电影和内容创作，但核心能力在运营，可以把内容生产流程组织起来。”曾繁煜向记者表示。在其描述中，AI并未取代创作本身，而是重塑了“如何组织创作”。原本分散在不同软件与工种中的流程，被整合为一套可调用的工具链，内容生产由此从“经验驱动”逐步转向“工具驱动”。

　　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生产效率的量化提升上。

　　“整体来看，人均效率提升2到3倍是确定的，在文案和改编环节甚至能提升3到5倍。”曾繁煜介绍，以长篇小说改编为例，传统方式需要10至15天，而通过AI辅助，大约5天即可完成。同一逻辑在分镜环节被进一步放大——“以前需要逐帧设计，现在通过提示词几十秒就能生成，效率是几十倍级。”

　　效率的提升并非单点突破，而是贯穿全流程。在其团队内部，一套基于腾讯云搭建的Open Cloud体系，承担了大量重复性处理工作。

　　“像超清处理、去水印、去字幕这些，以前需要多个软件，现在可以一键完成。”曾繁煜表示，这类自动化能力使得制作流程从多节点协同转向集中调用。

　　与效率同步变化的，是生产门槛的下移。

　　“AI本身具备一定理解能力，可以弥补创作者的能力短板。”在曾繁煜看来，过去依赖经验与专业训练的能力，如画面构建、节奏控制等，正在被模型部分替代。这使得内容创作不再完全依赖个人经验积累，而更多依赖工具组合与提示词设计。

　　这种“组合能力”成为新的核心变量。

　　“没有绝对最好的模型，关键是怎么组合使用、匹配场景。”曾繁煜介绍，其团队同时使用语言模型、图像生成与图生视频等多类工具，根据不同生产环节进行分工。

　　在生产之外，OPC社区所提供的资源支持也被纳入生产体系之中。

　　“我们能通过平台接触腾讯、网易等资源，也能和同行高频交流。”曾繁煜向记者表示，在一个快速演进的行业中，信息流动本身即构成生产力。

　　在上述要素共同作用下，一个以小团队为核心的生产单元逐步成型。公开资料显示，该公司自2024年年底入驻OPC平台以来，已从1人扩展至10人团队，完成近百部传统动漫及多部AI动漫短剧制作，并与阅文、红果等平台建立合作关系，实现持续变现。

　　从表面看，这是一次效率工具的升级；但在更深层次，生产组织、能力结构与内容供给方式均已发生同步调整。

　　成本降下来了，算力和人才成了新门槛

　　上述变化并非孤立发生，而是多重结构因素叠加的结果。

　　在成本结构层面，传统内容制作长期受制于人力与协同成本。多工种团队的组织，使项目启动门槛与试错成本均较高。而AI工具的引入，将部分高技能环节转化为可调用能力，从而压缩了对专业人力的依赖。

　　曾繁煜将这一变化概括为“门槛下降与可控性增强”。在其看来，AI不仅降低了进入门槛，也提高了生产过程的可预测性。提示词与模型输出之间逐步建立稳定关系，使内容生产从“不可控的创作过程”，转向“可调节的参数系统”。

　　但成本的下降并未消除资源约束，而是转移至新的维度。

　　“核心瓶颈还是人才和算力。”曾繁煜向记者表示。在AI内容生产体系中，传统意义上的制作人员需求下降，但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上升——既需要理解内容，又需要掌握工具与流程。同时，算力成本成为新的支出重点，尤其在视频生成与高分辨率处理环节。

　　这种结构变化，也对基础设施提出要求。其团队选择将Open Cloud部署在云服务器，并通过微信、飞书等端口调用，以实现与本地设备的物理隔离。

　　“这种架构可以降低数据泄露风险，目前来看比较可靠。”曾繁煜表示。在内容生产逐步数据化的背景下，安全问题被纳入生产体系的一部分。

　　进一步看，OPC模式的出现，与资源获取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

　　传统内容团队往往依赖项目制或机构资源，而在OPC体系下，平台成为关键中介。一方面提供行业资源对接，另一方面通过交流机制加速经验扩散。

　　“在这个行业里，高频交流本身就是生产力。”曾繁煜的表述，实际上指向信息不对称的快速收敛。当工具能力趋同，信息获取速度与资源链接能力，开始成为新的差异来源。

　　与此同时，政策与外部环境的作用逐渐显现。

　　曾繁煜提到，希望在应届生用工、社保与租金等方面获得支持，并在算力资源上得到补贴。对中小团队而言，这类支持直接影响其成本结构与扩张节奏。

　　从更长周期观察，“OPC+AI模型+短剧”的组合，已呈现出一定的可复制性。其价值并不仅体现在单一企业层面，而在于为内容行业提供了一种新的生产范式：以小规模组织为核心，通过工具整合实现规模化输出，并通过平台完成商业闭环。

　　这一模式仍处于早期阶段，其边界与稳定性尚未完全显现。但可以确认的是，随着AI工具能力持续演进，内容生产的组织形式与成本结构，正在经历一轮系统性重构。

（文章来源：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