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月之暗面（Moonshot AI）的Kimi团队发表一篇重磅论文，在AI界引发震动。这篇论文的第一作者陈广宇是一名年仅17岁的深圳高三学生，他也因此被马斯克点赞；北京“中关村北纬龙虾大赛”中，斩获“虾王”称号及20万元奖金的，则是14岁的初中生姜睦然。这些中学生在新兴科技领域的表现，让不少科技教育者思考：我们的中学科技教育是否还能跟上？

　　彭禹和卫百科长期耕耘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一线。彭禹曾任上海交大附中科技老师，后移居深圳继续从事中学科技教育；卫百科是年轻的机器人教练，常年与学生在各类科技活动中一起“摸爬滚打”。他们所记录的深圳中学生在科创活动中，异于传统路径的成长方式，也许能给科技教育从业者、学生以及家长一些新的启示。

　　上海与深圳，是两个对青少年科技教育都十分重视的城市，上海的科技教育可说是有着比较成熟、完善的体系作为支撑。而深圳的科技教育环境则别有一番张力。在深圳，有些学生要在不够持续的资源中构建独属于自己的道路，必须拥有极佳的耐心，对挫折与孤独极强的忍耐，享受自己的成就而并非追求比赛荣誉，唯有如此，才能最终走得更远。

　　中国下一代的青少年拥有多样的成长空间。无论是上海还是深圳，科技教育环境的多样性让我们坚信：中国的青少年必将成为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力量；即便是进入其他行业，也将是自带创造力与活力的鲜活血液。

　　不过，这种野蛮生长的生命力，也给身处其间的教育工作者提出了一个极具张力的命题：如果学生已经学会了在荒野中徒步，那么我们作为教练或者导师，存在的价值应当如何定义？

“江南园林”与“热带雨林”

　　在上海，科技教育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就是一项资源高度集成、体系严密的教育活动。自1956年成立上海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上海市学生活动管理中心）以来，中心和上海市教委、上海市科协在迄今长达70年的协作中，为上海中小学生乃至大学生和社会公众构建了一套完整有序的科技教育体系。通过各区少科站的周末课外活动课程、各学校科技辅导员领衔的校内科技课程，将对科技感兴趣的青少年从小学开始就聚集起来。

　　而从小学到中学甚至到大学的一系列科技赛事（包括了各级组织主办的赛事）则构成若干清晰的节点，这些节点和校内课程、少科站课程等串联出了一条清晰的培养路径。这条路径的成果，可以从上海学生历年在各类顶级科技赛事以及在“英才计划”这样全国杰出青少年科技培养计划中的表现上看到。所以在这条路径上，也产生了如科协“青少年科学社”、杨浦区少科站“双进入”、华东师大二附中“六个一”、上海交大附中“三期制”、市西中学的“研究性学习”等由各级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者设计、实践的培养方案，这些培养方案既可以相对独立运行，又彼此呼应形成上海独特的科技教育生态。这就如同江南的古典园林一般，虽然人工设计、但又合乎自然之理，在理想的状态下，对科技有兴趣的学生，其发展既可以顺应天性，但又可以有相对完善的台阶拾级而上。

　　相比之下，深圳这片土壤的科技教育“小气候”则完全不一样。这座高度市场化的城市就好像是自然状态下的热带雨林，资源丰富但相对分散。起初，这似乎是一种缺憾，这里缺乏如少科站、青创赛等标准阶梯资源，也缺乏对于学生发展的接力支持，学生无法循着既定的道路前进，甚至可以说在科技领域的成长并没有“说明书”可循。但随着我们对学生样本观察的深入，却发现这种“系统性依赖”的缺失，逼出了另一种不受制约、天马行空的自主成长空间。

“孤勇者”的道路

　　在没有“园林”路径的时候，深圳的科技少年们如何在分散的资源中寻找出路？在十年前，华强北、QQ群、《无线电爱好者》杂志是他们首要的资源获取地，家庭本身也可能会给予一定的帮助。现在，互联网和开源社区则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

　　L同学是2020年高中毕业的。当他毕业进入卡耐基梅隆大学的时候，伴随他的是超过十年的机器人和电子工程经验。他自述自己是属于“华强北”的一代。深圳华强北就好像上海的虬江路，聚集了各种电子元件的批发和零售商，经常出入其间的除了专业采购人员之外，也有许多不同年龄的业余爱好者。从小学直到高中，喜爱电子电路的L同学业余时间抱着《无线电爱好者》上给出的元件清单，时常穿梭在学校和华强北之间。

　　初二时，L同学自己做了一个小型磁悬浮装置。进入高中后，他展现出对机器人控制领域的喜爱和高度专注。他使用基础的加法器元件和逻辑门，以硬件方法实现了一个监控电机运转速度的监视装置，这个装置能够同时监控三个各自独立运转、每秒钟反馈超过12万个读数的高精度编码器，而且这个监视装置几乎不消耗机器人的主控制器的计算资源。在此过程中，杂志和爱好者论坛提供的经验价值巨大，L同学会非常认真地比对自己在工程过程中示波器上的读数与杂志论坛经验分享中的内容，再去专业教科书上查找对应的理论，从而最终理解工程问题与物理问题的联系。

　　类似地，W同学在2021年毕业，毕业后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中时代，他是一名生物爱好者与业余研究者。作为一名蚂蚁爱好者，他宣称“深圳没有哪一座山是我没有去掏过蚂蚁窝的”。

　　而他在高中时代的一项自得之作，是他的生物研究项目（一项对某种蚂蚁体内共生菌群的研究，后来发现两种新的菌种）几乎没有支出，这是因为他得到了当时华南农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昆虫所的支持。而这种支持来自于他在小学时代就长期混迹与蚂蚁有关的QQ群。这些QQ群里既有普通的爱好者，也有大学或是科研院所的专业人士。在QQ群里交换蚂蚁养育心得，分享蚂蚁标本、照片、观察记录的时候，当然也不会有人注意到其中有小学生。

　　在W同学2020年开始他的高中蚂蚁实验的时候，QQ已经不那么流行了，但是当他打开QQ，寻求小学时代的“Q友”帮助的时候，他几乎立即得到了响应和支持。华南农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昆虫所的教授们不但分文不收为他提供经验与建议，而且向他提供中学实验室所不可能提供的器材设备以及药品实验方面的支持。

　　在深圳这片“热带雨林”里，资源从不缺席，但它们从不以一条清晰可见的阶梯出现在学生面前。无论是周日一清早就去华强北采购电阻元件的L同学，还是在QQ群里常年匿名和教授们交流的W同学，他们都是在进行一场教育资源的原始积累。这种积累过程，并不能说比在科班训练约束下的历程更有挑战和困难，但的确要求学习者不仅要有发现资源的眼光，更要具备一种主动性和心理韧性。因为在资源碎片化的环境里，学习者必须经历漫长的、没有奖赏激励的时期，从而以一种“孤勇者”的姿态独自前进，学习者必须学会赏识自己的工作，具备自我认可的能力，从而使得这个过程里的反复失败变成锤炼心性的磨刀石。

走向学习自立与智力自由

　　实际上，学校教育在学习者的学习过程里提供了系统的奖励机制——每经过一个阶段，学生可以去参加一次测试、一个比赛或是一项评比，从而得到奖励、表彰。这些测试、比赛、评比、奖励、表彰等等，构成了学习者学习道路上的支架。但如前所说，在资源碎片化的环境里，学习者可能不能连续地获得奖赏激励。深圳的独特环境，使我们观察到学生在失去这些支架之后，如果还能前行，会是一种怎样的自立，并使他们的学习达到一种怎样的自由。

　　C同学在2025年提前被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系录取。在经过了早期的计算机启蒙之后，他在高中时进入了更深入的领域。他的场域不在华强北，也不在QQ群，而是在开源社区与纯粹的逻辑之海。

　　在从Windows系统迁移到Linux系统的过程中，一个极客式的问题出现在他的面前：英伟达家用显卡对高清显示的驱动（VSR）只设计了对Windows系统的支持，而Linux则因为使用了其他图形接口，而面临视频缩放上的性能缺憾。C同学没有选择妥协，而是决定自己动手写一个。他尝试用Python和NumPy从底层构建一个视频超分辨率程序，深挖WebKit和GStreamer的源代码来窥探系统和显卡之间的数据对话。接下来的好几个月里，他独自面对复杂的双三次插值（Bicubic Interpolation）算法，把自己关在逻辑的世界里，去推导描述表面的16个自由度，去手动求解那组由16个变量组成的线性方程组。虽然他最终权衡了效率之后，选择通过 VFIO硬件直通在Windows虚拟机中跑通了VSR，以及在Linux下成功调试好 WebKit浏览器环境而令算法“功成身退”，但在他看来，这段看似做了无用功的过程却是极其珍贵的。他的回答非常平静：“把问题搞清楚本身，就是很好的回报”“也为了不破坏解题过程的乐趣”“而且，就我所知，直到现在Linux也还没有很好的VSR解决方案”。

　　G同学将在2026年秋季进入大学学习工科。他在机械设计上有不寻常的天赋，借助现代3D打印技术和数字加工技术，他可以快速复现自己看到的复杂机械部件，他对空间的认知和想象可以转化为功能性的结构设计。他享受于在网络浏览各类机器人比赛中各个队伍的设计与巧思，抓住每一次机器人设计的机会进行实践，对机械设计的理解深度与日俱增。虽然他在机器人领域的比赛中没有蝉联冠军，但他却觉得自己反而跳出了比赛的桎梏，探索新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反而更是一种成功。 在这个过程里，G同学从机械设计走向程序、又从程序走向电子电路设计，工程之路也因此越走越远。

　　当少年不再为了“赢”而学习，而是为了“懂”而钻研的时候，他们便获得了一种真正的天马行空的智力自由。这种自立与自由，不仅让他们向技术深处走得更远，更赋予了他们一种在面对未知挑战时，不依赖导航、不惧怕孤独的自信。

　　当学生可以肆意探索，不再向身边的老师寻求“传道授业解惑”时，教师的另一种幸福感从天而降：学生会一代更胜一代，会创造出更多始料未及的惊喜。当教师不追求学生在比赛中的获奖与成功时，也会更多守护学生创造力与发展的空间。在这个背景下，偶有12年级学生在KIMI主持项目被马斯克点赞，可以说是题中应有之义。

（文章来源：上观新闻）